Feng Yidai

我的第一位美国老师 ◎ 冯亦代 如今，每逢我打开一本英文书时，眼前马上会浮起我那第一位美国老师的神态。一九二九年我从初中毕业，考进了杭州闻名的美国浸礼会学校——蕙兰中学。这个学校以学风端正见称，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它请美国老师直接教授英语。我初中是在杭州安定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校也以英语教学出名；不过它只是一所初中，没有高中，所以我不得不去投考蕙兰中学的高中了。 在蕙兰，英文开始读的书，读本是(1)英国作家查理·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和商务印书馆的《泰西五十轶事》，以后则是厚厚的一本《现代世界》。最后一本书我们读了三个学期，是本世界地理书，这除了读英语，还培养了我关心世界大事的习惯。 文法书则读《纳氏文法》第三册。这几本书除了《现代世界》，都是英国人(2)编写的，水平比当时一般中学读的较为高深(3)。 我对查理·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特别感到兴趣，老师还没有讲完，可是我自己却念完了，所以每次老师测验，我总名列前茅，因此受到老师的注意(4)。我们的美国老师姓埃德加，名字则现在已记不清。她那时已有三四十岁了，身材不高，而体型已经开始发胖了(5)。她性格十分和善，即使对着我们这批毛孩子，她也是十分腼腆的。但是她教书很严格，每逢学生没有准备好功课，或是测验的成绩不好，她总涨红着脸，数说学生们不用功。她的口头禅：“祷告上帝，饶恕这批孩子们。” 她是美国浸礼会派来教书的，兼带着传教的任务，所以每逢礼拜日下午，她组成了一个查经班（Bible class），选了一批英语较为用功的学生去参加；因为她自己不会讲中国话，所以班里都要用英语对话。 我在查经班里曾经闹过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对于我以后学英语应注意的地方，是十分有用的。那天我们上班时，天忽然乌云四合，不久便下了瓢泼大雨。我当时正在学副词，只记了个副词可以形容动词。于是我说：It’s raining hardly。这时埃德加小姐便说：It’s raining hard。可是第一次我还没有听明白，再说一句It’s raining hardly。埃德加小姐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又说一句It’s raining hard。我猛然感觉到自己一定把hardly这个字用错了，但还不知道错在哪里。当时我没有再说话，可是心里很不安。下课后埃德加温和地对我说，读书时要勤查字典，明白各个字的不同变化。她不是在班上直接指出我的错误，如果这样做，肯定我下不了台。但是她要我自己发现错误，并由自己改正。这个故事给我的教训颇为深刻，导致我以后勤查字典的习惯。事情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这个教训还深深埋在我的记忆里。每逢我读书不求甚解时，便提醒自己快去查字典，不但对英语如此，就是对汉语也是如此。 从此我和她的感情极为融洽。高中二三年级时，正是中国的“九一八”和“一二八”，学生大都投入爱国救亡运动，我则更是忙碌，担任着杭州学生联合会的宣传工作，但我对于学习英语还是不放松，当然查经班是没有时间去了。有次课后她要回宿舍，我陪她走了一程。她说：“我知道你很忙，但我希望你不要把英语荒废掉(6)。对于一种第二国语言，你不用，便很容易忘掉。不过我也觉得你参加学生运动，是应该的。我只有为你祈祷上帝，降福于你。”她曾经希望我做个基督徒，但那时我已接受了一些新思想(7)，因此认为并无必要，她也只能长叹一声，自责她的祈祷不诚，所以我还不是个基督徒。 一九三二年她回国，我到码头送行，她含着眼泪对我说：我将天天给你祈祷，愿上帝降福于你。我和她一直通信到一九三六年，这以后我各地奔波，便断了音讯。但我始终怀念着她。 一九八〇年我去美国，曾向浸礼会探询她的消息，他们给我去查，最后告诉我她已于一九四六年去世。 她是我第一个美国教师，但使我永远不忘的，是她对于我的一番情谊。现在我老了，我总觉得我欠了她些什么，也许就是我不同意她的信仰吧(8)！ My First American Teacher ◎ Feng Yidai Whenever I open an English book，the image of my first American teacher will immediately appear before my eyes．In 1929，on finishing junior middle school，I was admitted after […]

◎　冯亦代　Feng Yidai 忘了过去就是犯罪 ◎　冯亦代 日本军国主义的残余到今天还拒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的事实，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却不能忘却日本军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血债。抗战八年，中国人死了二千多万，单是南京屠城①就杀害了三十万，而且大都是老弱妇孺②，日本军人犯下的弥天大罪有事实为证③，特别是那些亲身参加杀戮、活埋、奸污、残害的凶犯，时至今日，他们天良发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忏悔，这又岂是那些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和政客所能掩盖抹杀的。 在此八年日帝的铁蹄在中国大陆横行的时候，我的亲属在日帝的轰炸、占领下死掉的就有三人之多。今天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是偶一合眼，还能见到他们的容颜④。日本的刽子手可以拿忠君爱国作挡箭牌⑤，遮掩他们的兽行，但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的二叔冯强士是个留学日本的医生，起先在杭州浙江病院行医，他为自己救死扶伤的工作自豪，认为医药事业没有国界之分。后来他的一个日本老师介绍他到青岛胶济铁路四方医院做主治医生，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⑥，日本海军占领了青岛到济南的铁路沿线一带，他因为不能忍受日本浪人⑦和军人的气焰，便托故辞职回到上海。那时我父亲也由汉口疏散回沪，两老弟兄便在上海租界做寓公。大概到了1943年，二叔身体恢复健康后，他不愿在上海做“顺民”，便约了他的一位老友取道浙赣到重庆来，但就在江西路上一次日机轰炸中，二叔不幸被炸重伤去世。那时我在重庆得到他的来信，便日日夜夜盼望他的到来，但等到的是他遇难的噩耗。到今天我也不知他死亡的详情，也不知他埋骨的地方。我有时还会想到他不免凄然⑧。他是个早期的日本留学生，可他对于日帝的侵华却感到痛心疾首。想不到最后还是死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魔手里。 二叔有个女儿，是他前妻的遗孤，生来有些弱智，日帝部队进入杭州，在一次抢劫中，她不幸落入这些兽类的手里，从此人世里就失掉了这个可怜弱女的踪迹；她失踪的年龄不过二十多岁。 另一个战时失踪的是我的大姑母的独生子、我的大表哥任堉，因为幼年失怙，身有残疾，所以一直住在我家里。抗战军兴，他和一些同伴跨过钱塘江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浙东抗日游击队，以后失掉了消息，也许他已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⑨。 日本军国主义的残余分子⑩和无耻的政客，一心要装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和以亚洲的解放者自居，真是天大的谎话；而二千多万中国人的死亡，却是日本军国主义残酷暴行的最好佐证。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和政客百般抵赖他们的罪行，但是中国和亚洲的人民却永远不会忘掉他们经历过的苦难。我们将会一次复一次地重提日帝带给我们的暴行⑪，同时也要求日本人民起来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他们的欺骗行为，对他们的叫嚣有所警惕，这对于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民也是十分必要的。 Forgetting the Past Is a Crime ◎ Feng Yidai Today remnant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still refuse to admit th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by Japanese imperialism. As a Chinese, however, I can never forget the blood debts owed by the Japa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