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 Xianlin

Ji Xianlin’s Essay: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nd I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季羡林《我和北大图书馆》

我和北大图书馆 ◎ 季羡林 我对北大图书馆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潜伏在我的内心深处,从来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过。最近图书馆的领导同志要我写一篇讲图书馆的文章,我连考虑都没有,立即一口答应。但我立刻感到有点吃惊。我现在事情还是非常多的,抽点时间,并非易事。[1]为什么竟立即答应下来了呢?如果不是心中早就蕴藏着这样一种感情的话,能出现这种情况吗?[2] 山有根,水有源,我这种感情的根源由来已久了。 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去国将近11年,在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的深秋季节,又回到了北平。在北大工作,内心感情的波动是难以形容的,既兴奋,又寂寞;既愉快,又惆怅。[3]然而我立刻就到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4],这就是北大图书馆。当时我单身住在红楼,我的办公室(东语系办公室)是在灰楼。图书馆就介乎其中。承当时图书馆的领导特别垂青[5],在图书馆里给了我一间研究室,在楼下左侧。窗外是到灰楼去的必由之路。经常有人走过,不能说是很清静。但是在图书馆这一面,却是清静异常。我的研究室左右,也都是教授研究室,当然室各有主,但是颇少见人来。所以走廊里静如古寺,真是念书写作的好地方。我能在奔波数万里扰攘十几年,有时梦想得到一张一尺见方的书桌而渺不可得[6]的情况下,居然有了一间窗明几净的研究室,简直如坐天堂,如享天福了[7]。 研究室的真正要害[8]还不在窗明几净——当然,这也是必要的,而在有没有足够的书。在这一点上,我也得到了意外的满足。图书馆的领导允许我从书库里提一部分必要的书,放在我的研究室里,供随时查用[9]。我当时是东语系的主任,虽然系非常小,没有多少学生[10],但是,仍然有一些会要开,一些公要办,所以也并不太闲。可是我一有机会,就遁入我的研究室去,“躲进小楼成一统”,这地方是我的天下。[11]我一进屋,就能进入角色,潜心默读,坐拥书城[12],其乐实在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回国以后,由于资料缺乏,在国外时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找一些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题目,来进行研究。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全国大学,我需要的资料基本上能找得到,因此还能够写出一些东西来。如果换一个地方,我必如车辙中的鲋鱼那样[13],什么书也看不到,什么文章也写不出。 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我们有悠久的爱国主义的革命历史传统,有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我认为,一个第一流的大学,必须有第一流的设备、第一流的图书、第一流的教师、第一流的学者和第一流的管理。五个第一流,缺一不可。我们北大可以说具备这五个第一流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基础,可以来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为我国四化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对外为祖国争光,对内为人民立功。在这五个第一流中,第一流的图书更显得特别突出。北大图书馆是全国大学图书馆的翘楚。这是世人之公言,非我一个之私言。我们为此应该感到骄傲,感到幸福。 但是,我们全校师生员工却不能躺在这个骄傲上、这个幸福上睡大觉。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像爱护自己的眼球一样,爱护北大,爱护北大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爱护我们的图书馆。我们图书馆的藏书盈架充栋,然而我们应该知道,一部一册来之不易,一页一张得之维艰。我们全体北大人必须十分珍惜爱护。这样,我们的图书馆才能有长久的生命,我们的骄傲与幸福才有坚实的基础。愿与全校同仁共勉之。 《我和北大图书馆》是我国著名教授、学者、散文家、翻译家季羡林(1911—2009)写于1991年的一篇散文。酷爱书籍,乃文人学者本色,作者私人书斋藏书几万册,1946年入北大工作,视藏书甲全国大学的北大图书馆为安身立命的地方,“书城”使他“忘记了尘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怡然自得”,得以毕生潜心搞学问,笔耕不辍。他的散文文思畅快,平实自然,言简意赅,真切动人。 [1]“但我立刻感到有点吃惊。我现在事情还是非常多的,抽点时间,并非易事”可按“我立刻对自己的轻率允诺感到吃惊,因为我有许多事要办,很难抽出时间”译为Nevertheless, immediately afterwards, I felt a bit surprised at the rash promise I had made, for, with already too many irons in the fire, I could hardly have time to spare,其中rash作“仓促作出的”、“轻率的”解,是译文中的添加词,原文虽无其词而有其意。又,too many irons in the fire是常用英语成语,作“同时有许多事要做”解。又,I could hardly have time to spare作“我几乎抽不出时间”解,意同“抽点时间,并非易事”。 [2]“如果不是心中早就蕴藏着这样一种感情的话,能出现这种情况吗?”译为Could I have d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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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Xianlin’s Essay: The Secret of Longevity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季羡林《长寿之道》

长寿之道(1) ◎ 季羡林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2),可谓长寿矣。因此经常有人向我询问长寿之道,养生之术(3)。 我敬谨答曰(4):“养生无术是有术。” 这话看似深奥,其实极为简单明了。我有两个朋友,十分重视养生之道。每天锻炼身体,至少要上两个钟头。曹操诗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不过百年,每天费上两个钟头,统计起来,要有多少钟头啊!利用这些钟头,能做多少事情呀!如果真有用,也还罢了。他们二人,一个先我而走(5),一个卧病在家,不能出门(6)。 因此,我首创了三“不”主义: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名闻全国。 我这个三不主义,容易招误会,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一下。我并不绝对反对适当的体育锻炼(7)。但不要过头。一个人如果天天望长寿如大旱之望云霓,而又绝对相信体育锻炼,则此人心态恐怕有点失常,反不如顺其自然为佳。 至于不挑食,常见有人年才逾不惑(8),就开始挑食,蛋黄不吃,动物内脏(9)不吃,每到吃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窘态可掬,看了令人失笑。以这种心态而欲求长寿,岂非南辕而北辙! 我个人认为,第三点最为重要。对什么事情都不嘀嘀咕咕,心胸开朗,乐观愉快,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有问题则设法解决之,有困难则努力克服之,决不视芝麻绿豆大的窘境如苏迷卢山般大(10),也决不毫无原则地随遇而安,决不玩世不恭(11)。有这样的心境,焉能不健康长寿? 我现在还想补充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根据我个人七八十年的经验,一个人决不能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要经常让脑筋活动着。根据外国一些科学家实验结果,“用脑伤神”的旧说法已经不能成立,应改为“用脑长寿”。人的衰老主要是脑细胞的死亡。中老年人的脑细胞虽然天天死亡,但人一生中所启用的脑细胞只占细胞总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在活动的情况下,每天还有新的脑细胞产生。只要脑筋的活动不停止,新生细胞比死亡细胞数目还要多。勤于动脑筋,则能经常保持脑中血液的流通状态,而且能通过脑筋协调控制全身的功能。 我过去经常说:“不要让脑筋闲着。”我就是这样做的,结果是有人说我(12)“身轻如燕,健步如飞”。这话有点过了头,反正我比同年龄人要好些,这都是真的。原来我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只能算是一种朴素的直觉。 这就是我的“长寿之道”。 The Secret of Longevity ◎ Ji Xianlin Approaching ninety,I’m really old.People often ask me for advice on how to keep fit and live a long life. The answer I would give is,“The best way to keep fit is by making no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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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Xianlin’s Essay: Dogs in Katmandu — 季羡林《加德满都的狗》

◎ 季羡林 Ji Xianlin 加德满都的狗 ◎ 季羡林 我小时候住在农村里,终日与狗为伍①,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狗这种东西有什么稀奇的地方②。但是狗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母亲逝世以后,故乡的家中已经空无一人。她养的一条狗——连它的颜色我现在都回忆不清楚了——却仍然日日夜夜卧在我们门口,守着不走。女主人已经离开人世,再没有人喂它了。它好像已经意识到这一点③。但是它却坚决宁愿忍饥挨饿④,也决不离开我们那破烂的家门口。黄昏时分,我形单影只从村内走回家来,屋子里摆着母亲的棺材,门口卧着这一只失去了主人的狗⑤,泪眼汪汪地望着我这个失去了慈母的孩子,有气无力地摇摆着尾巴,嗅我的脚。茫茫宇宙,好像只剩下这只狗和我。此情此景⑥,我连泪都流不出来了,我流的是血,而这血还是流向我自己的心中。我本来应该同这只狗相依为命,互相安慰⑦。但是,我必须离开故乡,我又无法把它带走。离别时,我流着泪紧紧地搂住了它,我遗弃了它,真正受到良心的谴责⑧。几十年来,我经常想到这一只狗,直到今天,我一想到它,还会不自主地流下眼泪。我相信,我离开家以后,它也决不会离开我们的门口。它的结局我简直不忍想下去了。母亲有灵,会从这一只狗身上得到我这个儿子无法给她的慰藉吧。 从此,我爱天下一切狗。 但是我迁居大城市以后,看到了狗渐渐少起来了⑨。最近多少年以来,北京根本不许养狗,狗简直成了稀有动物,只有到动物园里才能欣赏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到了加德满都以后,一下飞机,在机场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汽车一驶离机场,驶入市内,在不算太宽敞的马路两旁就看到了大狗、小狗、黑狗、黄狗,在一群衣履比较随便的小孩子们中间,摇尾乞食,低头觅食。 这是一件小事,却使我喜出望外:久未晤面的亲爱的狗竟在万里之外的异域会面了⑩。 狗们大概完全不理解我的心情,它们大概连辨别本国人和外国人⑪的本领还没有学到。我这里一往情深,它们却漠然无动于衷,只是在那里摇尾低头,到处嗅着,想找到点什么东西吃吃。 晚上,我们从中国大使馆回旅馆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加德满都的大街上,电灯不算太多,霓虹灯的数目更少一些。我在阴影中又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狗、小狗、黑狗、黄狗,在那里到处嗅着。回到旅馆,在沐浴后上床的时候,从远处的黑暗中传来了阵阵的犬吠声。古人说,深夜犬吠若豹⑫。我现在听到的不是吠声若豹,而是吠声若犬⑬。这事当然并不稀奇。可这并不稀奇的若犬的犬吠声却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甜蜜的回忆。这甜蜜的犬吠声一直把我送入我在加德满都过的第一夜的梦中。 Dogs in Katmandu ◎ Ji Xianlin When I lived in the countryside as a small child, there were dogs all around, and so I got quite accustomed to them, never thinking of them as anything out of the common. Nevertheless, they have since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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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Xianlin’s Essay: On the Futility of Literary Criticism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季羡林《文学批评无用论》

文学批评无用论 ◎季羡林 读最近一期的《文学评论》,里面有几篇关于“红学” 〔12〕  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有的作者既反省 〔13〕  ,又批判。有的作者从困境中找出路。有的作者慨叹,“红学”出了危机。如此等等,煞是热闹。文章的论点都非常精彩,很有启发。但是,我却忽然想到了一个怪问题:这样的“红学”有用处吗?对红学家本身,对在大学里和研究所里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当然有用。但是对广大的《红楼梦》的读者 〔14〕  呢?我看 〔15〕  是没有用处。 《红楼梦》问世二百年以来 〔16〕  ,通过汉文原文和各种译文读过本书的人,无虑多少个亿。这样多的读者哪一个是先看批评家的文章,然后再让批评家牵着鼻子走,按图索骥地去读原作呢? 〔17〕  我看是绝无仅有 〔18〕  。一切文学作品,特别是像《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 〔19〕  ,内容异常地丰富,涉及到的社会层面异常地多,简直像是一个宝山,一座迷宫。而读者群就更为复杂,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社会经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心理素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爱好——还可以这样“不同”下去,就此打住——,他们来读《红楼梦》,会各就自己的特点,欣赏《红楼梦》中的某一个方面,受到鼓舞,受到启发,引起了喜爱;也可能受到打击 〔20〕  ,引起了憎恶,总之是千差万别。对这些读者来说,“红学家”就好像是住在“太虚幻境” 〔21〕  里的圣人、贤人,与自己无关。他们不管“红学家”究竟议论些什么,只是读下去,读下去。 因此我说,文学批评家无用。 不但对读者无用,对作者也无用。查一查各国文学史,我敢说,没有哪一个伟大作家是根据文学批评家的理论来进行创作的。 那么,文学批评家的研究不就是毫无意义了吗?也不是的。他们根据自己的文学欣赏的才能,根据不同的时代潮流,对文学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互相争论,互相学习,互相启发,互相提高,这也是一种创作活动,对文学理论的建设会有很大的好处。只是不要幻想,自己的理论会对读者和作者有多大影响。这样一来,就可以各安其业,天下太平了。 上面这些话其实只有幼儿园的水平 〔22〕  。可是还没有见有什么人这样坦率地说了出来。就让我当一个“始作俑者”吧! 〔23〕 On the Futility of Literary Criticism ◎ Ji Xianlin In the latest issue of the Literary Review, several articles on Redology have attracted my attention. Some of the authors are introspective as well as critical; some try to find a way out of their academic predicament;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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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Xianlin’s Essay: Predawn Beij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季羡林 Ji Xianlin 黎明前的北京 〔1〕 ◎ 季羡林 前后加起来,我在北京已经住了四十多年,算是一个老北京了 〔2〕  。北京的名胜古迹,北京的妙处 〔3〕  ,我应该说是了解的;其他老北京当然也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老北京并不了解 〔4〕  ,这就是黎明时分以前的北京。 多少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四点在黎明以前起床工作。我不出去跑步或散步,而是一下床就干活儿。因此我对黎明前的北京的了解是在屋子里感觉到的。我从前在什么报上读过一篇文章 〔5〕  ,讲黎明时分天安门广场上的清洁工人。那情景必然是非常动人的,可惜我从未能见到,只是心向往之而已。 四十年前,我住在城里在明朝曾经是特务机关的东厂里面。几座深深的大院子,在最里面三个院子里只住着我一个人。朋友们都说这地方阴森可怕,晚上很少有人敢来找我,我则怡然自得 〔6〕  。每当夏夜,我起床以后,立刻就闻到院子里那些高大的马缨花树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这些香气破窗而入,我于此时神清气爽,乐不可支,连手中那一支笨拙的笔也仿佛生了花。 几年以后,我搬到西郊来住,照例四点起床,坐在窗前工作。白天透过窗子能够看到北京展览馆那金光闪闪的高塔的尖顶,此时当然看不到了 〔7〕  。但是,我知道,即使我看不见它,它仍然在那里挺然耸入天空,仿佛想带给人以希望,以上进的劲头。我仍然是乐不可支,心也仿佛飞上了高空。 过了十年,我又搬了家。这新居既没有马缨花,也看不到金色的塔顶。但是门前却有一片清碧的荷塘。刚搬来的几年,池塘里还有荷花。夏天早晨四点已经算是黎明时分。在薄暗中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接天莲叶,而荷花的香气也幽然袭来 〔8〕  ,我顾而乐之,大有超出马缨花和金色塔顶之上的意味了。 难道我欣赏黎明前的北京仅仅由于上述的原因吗?不是的。三十几年以来,我成了一个“开会迷” 〔9〕  。说老实话,积三十年之经验,我真有点怕开会了。在白天,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说一句过火的话,我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 〔10〕  。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 〔11〕  (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此时,我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因此,我爱北京,特别爱黎明前的北京。 Predawn Beijing ◎ Ji Xianlin I’ve been in Beijing altogether for over 40 years. So I can well call myself a long-timer of Beijing. Like all other long-timers of the city, I’m supposed to be very familiar with its scenic spots and historica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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