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ao Qian’s Essay: About Hong Ko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萧乾《说起香港》
说起香港 ◎ 萧乾 除非是研究近代史的,很少人会知道中俄战争后,从本世纪初英国即与日本结为同盟。这一特殊关系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一年的“珍珠港事变”。这期间,英国老百姓自然始终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我先是在“七七事变”头一年就有所察觉。当时上海还有租界,而大公报馆无论在津、沪、港,都始终位于洋人管辖的地方。事变前的一年——一九三六年,《大公报》就由于我发表的陈白尘一个剧本中多处提到“×洋人”(“×”是编者打的)而三次被英、日控制的工部局[1]传到法院,最终还是由于事先打了叉叉而没坐牢。 三八年至三九年间,我在香港《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时,因所登的稿件而与英国新闻审查官起冲突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说是“冲突”,其实,他是主子[2]。在送审的校样上他随便打个红叉,我就只好抽掉。可临时补稿不方便[3],我就索性让版面“开天窗”,空白着。如果翻阅那一时期的香港《大公报》,天窗是不少的。有一回审查官甚至把半个版面全给枪毙了[4]。 为什么?因为中日虽在开战,英、日仍在结盟。香港殖民当局不许在它管辖的地方对日军的在华暴行进行抗议。统治者说了算,没什么道理可讲![5] 三九年秋,我应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邀,赴英教书。坐的是法国轮船。行至西贡,轮船被征调。其他国家的客人均可自觅旅馆,惟独几十名中国旅客,被押往集中营。幸而我在途中托人给当地总领事(我的燕京同学)送去一名片,才又改为软禁。 经过多方周折,我于十月最终来到英国港口福克斯通办理登陆手续时,官员发给我的竟是一纸“敌性外侨”的入境证。我向主管人质问,回答得简单:中、日在交战,而英、日是同盟国,因此,只能那样定性[6]。 这黑锅我一直背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一天之内,我又成为“伟大盟友”了。英、日缔结的盟约,随着太平洋上的烽火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对香港本身,我当然有许多美好的记忆。我在那岛上恋爱过,在浅水滩柔软的沙滩上翻滚过,我曾多次登山看夜景,尤其八六年至八七年我还以访问学人身份在沙田中文大学(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有过一段难忘的勾留。也正因为如此,我对香港的回归祖国,倍感欣悦。 萧乾(1910—1999),北京人,著名老报人、作家、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先后主编过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大公报》文艺副刊。所著《说起香港》乃一篇香港回归祖国感言,历数作者在英、日长期结盟的年代身受英国政府种种刁难与歧视。 [1]“工部局”即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被英、日控制的工部局”应译为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under British and Japanese control。 [2]“其实,他是主子”译为or rather with my masters,其中or rather(或rather)作“更确切地说”解。 [3]“可临时补稿不方便”意即“因临时更换稿子有困难”,可译为being hard pressed to find a replacement,其中to be hard pressed to …(或for …)作“缺少”、“找不到”解。 [4]“有一回审查官甚至把半个版面全给枪毙了”译为Once the British censor even had half a page killed,其中用to kill表达“删除”、“不予刊用”等,是国外新闻出版界常用口语,现与原文中的“枪毙”不谋而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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