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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 Xin’s Essay: Tidings of Spring — 冰心《春的消息》

春的消息(1) ◎ 冰心 坐在书桌旁往外看,我的窗外周围只是一座一座的长长方方的宿舍楼,楼与楼之间没有一棵树木!窗前一大片的空地上,历年来堆放着许多长长的、生了锈的钢筋——这是为建筑附近几座新宿舍楼用的——真是一片荒凉沉寂。外边看不到什么颜色了(2),我只好在屋子里“创造”些颜色(3)。我在堂屋里挂上绿色的窗帘,铺上绿色的桌布,窗台上摆些朋友送的一品红、仙客来,和孩子们自己种的吊兰。在墙上挂的总理油画前,供上一瓶玫瑰花、菊花、石竹花或十姊妹。那是北方玫瑰花公司应我之请,按着时节,每星期送来的。我的书桌旁边的窗台上摆着一盆朋友送的还没有开过花的君子兰。有时也放上一瓶玫瑰。这一丝丝的绿意,或说是春意吧,都是“慰情聊胜无”的。 我想起我窗前的那片空地,从前堆放钢筋的地方,每到春来,从钢筋的空隙中总会长出十分翠绿的草(4)。夏雨来时,它便怒长起来,蔓延到钢条周围。那勃勃的生机,是钢铁也压不住的。如今,这些钢条都搬走了,又听说我们楼前这一块空地将要种上花草。 前几天,窗外一阵阵的喧哗笑语,惊动了我。往外看时,原来是好几十个男女学生,正在整理这片空地呢(5)!女学生穿的羽绒衣、毛衣,红红绿绿的;男学生有的穿绿军装,有的穿深色的衣服。他们拿着种种工具,锄土的锄土,铲土的铲土,安放矮栏的就在场地边上安插下小铁栏杆。看来我们楼前这一大片土地,将会被这群青年人整治成一座绿草成茵、繁花似锦的公园…… 窗外是微阴的天,这群年轻人仍在忙忙地劳动着(6)。今天暖气停了,我脱下毛衣换上棉袄,但我的心里却是暖烘烘的,因为我得到了春的消息! Tidings of Spring ◎ Bing Xin Whenever I looked out of the window sitting at my desk,what struck my eye at once would be a cluster of rectangular dormitory buildings standing side by side without a single tree in-between.The wide open ground beyond my window,which had been f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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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 Xin’s Essay: Joys of the Teaching Career — 冰心《当教师的快乐》

当教师的快乐(1) ◎ 冰心 我只当过十年的教师。那是一九二六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母校燕京大学(2)国文系当了一名教师。那时系里的主任和教师大半是我的老师。校内其他科、系里也有我的老师。总之,全校的教师都是我的师辈!因此在开教授会的时候,我总是挑个极边极角的座位,惶恐地缩在一旁。大家都笑着称我为Faculty Baby(教授会的婴儿)。那一学期我还不满二十六岁(3)。 在学生群中就大不一样了。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我教一年级必修科(4)的国文,用的是古文课本。大学一年级的男女学生很多,年纪又都不大,大概在十七到二十岁之间。国文课分成五个班,每班有三四十名。因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闽粤的学生,听不大懂马鉴主任、周作人、沈尹默、顾随、郭绍虞等几位老先生的江南口音,于是教务处就把这一部分学生分到我的班上。从讲台上望去,一个个红扑扑的稚气未退的脸,嬉笑地好奇地望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一般称教师为先生。这些笑容对我并不陌生,与我的弟弟们和表妹们的笑容一模一样。打开点名簿请他们自己报名,我又逐一纠正了他们的口音,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一下子就很熟悉很亲热了(5)!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就是自传,一来因为在这题目下人人都有话可写,二来通过这篇自传,我可以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习惯、性情等等。我看完文卷,从来只打下分数,不写批语,而注重在和每个人做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上。这样,他们可以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写的,我也可告诉他们我对这篇文字的意见,思想沟通了,我们彼此也比较满意。 我还开了一班习作的课,是为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选修的。我要学生们练习写各种文学形式的文字,如小说、诗、书信,有时也有翻译——我发现汉文基础好的学生,译文也会更通顺——期末考试是让他们每人交一本刊物(6),什么种类的都行,如美术、体育等等。但必须有封面图案、本刊宗旨、文章、相片等等,同班同学之间可以互相组稿,也可以向班外的同学索稿或相片。学生们都觉得这很新鲜有趣(7),他们期末交来的刊物,内容和刊名都很一致,又很活泼可喜。 回忆起那几年的教学生涯,最使我眷恋的是:学生们和我成了知心朋友。那时教师和男女学生都住在校内,课外的接触十分频繁(8)。我们常常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水中央的岛边石舫上开种种的讨论会,或是作个别谈话。这种个别谈话就更深入了!有个人的择业与择婚问题等等!这时我眼前忽然涌现出好几对美满的夫妻,如郑林庄和吴瑞梧,林耀华和饶毓苏,等等。有的是我以大媒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完婚仪式,有的是由我出面宴请双方的家长,为他们撮合。说起来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们中有过半数的人已先我而进入另一个世界(9),写到这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10)! 我应该停笔了,我说的既不是“尊师”,也不是“爱生”,我只觉得“师”和“生”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亲爱的朋友。 Joys of the Teaching Career ◎ Bing Xin I was a teacher for only ten years.In 1926,on my return to China after finishing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I began to teach at my alma mater Yenching University,Peiping,as a lecturer in Chinese.The deans and teacher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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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 Xin’s Essay: A Profile of Sa Zhenb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冰心《记萨镇冰先生》

记萨镇冰先生 ◎ 冰心 萨镇冰先生,永远是我崇拜的对象,从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常常听见父亲说:“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从那时起,我总是注意听受他的一言一行(1),我所耳闻目见的关于他的一切,无不加增我对他的敬慕。时至今日,虽然有许多儿时敬仰的人物,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而每一想到他,就保留了我对于人类的信心,鼓励了我向上生活的勇气。 底下所记的关于萨先生的嘉言懿行,大半是从父亲谈话中得来的。——事实的年月,我只约略推算,将来对于他的生平材料搜集得比较完全时,我想再详细的替他写一本传记。——在此我感谢我的父亲,他知道往青年人脑里灌注的,应当是哪一种的印象(2)。 海军上将萨镇冰先生,大名是鼎铭,福建闽侯人,一八六〇年(?)生,十二岁入福州马尾船政学校,作第二班学生。十七八岁出洋,入英国格林海军大学(Greenwich College),回国后在天津管轮学堂任正教习。那时父亲是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的学生,自此和他相识。 在管轮学堂时候,他的卧室里用的是特制的一张又仄又小的木床,和船上的床铺相似,他的理由是,“军人是不能贪图安逸的,在岸上也应当和在海上一样。”他授课最认真,对于功课好的学生,常以私物奖赏,如时表之类,有的时候,小的贵重点的物品用完了,连自己屋里的藤椅,也搬了去。课外常常教学生用锹铲在操场上挖筑炮台。那时管轮学堂在南边,水师学堂在北边,当中隔个操场。学堂总办吴中翔住在水师学堂。吴总办是文人,不大喜欢学生做“粗事”(3)。所以在学生们踊跃动手,锹铲齐下的时候,萨先生总在操场边替他们巡风,以备吴总办的突来视察。 父亲和萨先生相熟,是从同在“海圻”军舰服务时起(一九〇〇年左右),那时他是海军副统领,兼“海圻”船主,父亲是副船主。 庚子之变,海军正统领叶祖珪,驻海容舰,被困于大沽口。鱼雷艇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艘,已被联军舰队所掳。那时北洋舰队中的海圻、海琛、海筹、海天等舰,都泊山东庙岛,山东巡抚袁世凯,移书请各舰驶入长江,以避敌锋,于是各船纷纷南下,只海圻坚泊不动。在山东义和团杀害侨民的时候,萨先生请蓬莱一带的教士侨民悉数下船,殷勤招待,乱事过后,方送上岸。那时正有美国大巡洋舰阿利干号(Oregon)在庙岛附近触礁,海圻又驶往救护,美国国会闻讯,立即驰函道谢,阿利干舰长申谢之余,也恳劝萨先生南下,于是海圻才开入江阴。 在他舰南开,海圻孤泊的时候,军心很摇动,许多士兵称病上岸就医,乘间逃走,最后是群情惶遽,聚众请愿,要南下避敌。舱面上万声嘈杂,不可制止,在父亲竭力向大家劝说的时候,萨先生忽然拿把军刀,从舱里走出,喝说着:“有再说要南下的,就杀却!(4)”他素来慈蔼,忽发威怒,大家无不失色惊散,海圻卒以泊定。 萨先生所在的兵舰上,纪律清洁,总是全军之冠(5)。他常常捐款修理公物,常笑对父亲说,“人家做船主,都打金镯子送太太戴,我的金镯子是戴在我的船上。”有一次船上练习打靶,枪炮副不慎,将一尊船边炮的炮膛,划伤一痕。炮值二万余元,萨先生自己捐出月饷,分期赔偿。后来事闻于叶祖珪,又传于直隶总督袁世凯,袁立即寄款代偿,所以如今海圻船上有一尊船边炮是袁世凯购换的。 他在船上,特别是在练船上,如威远、康济、通济等舰常常教学生荡舢舨,泅水,打靶,以此为日课,也以此为娱乐。驾驶时也专用学生,不请船户。叶统领常常皱眉说:“鼎铭太肯冒险了,专爱用些年轻人!”而海上的数十年,他所在的军舰,从来没有失事过。 他又爱才如命,对于官员士兵的体恤爱护,无微不至。上岸公出,有风时舢舨上就使帆,以省兵力。上岸拜会,也不带船上仆役,必要时就向岸上的朋友借用。历任要职数十年,如海军副大臣、海军总长、福建省长等,也不曾用过一个亲戚。亲戚远道来投,必酌给川资,或作买卖的本钱,劝他们回去,说:“你们没有受过海上训练,不能占海军人员的位置(6)。” 萨先生和他的太太陈夫人,伉俪甚笃。有一次他在烟台卧病,陈夫人从威海卫赶来视疾,被他辞了回去,人都说他不近人情。而自他三十六岁,夫人去世后,就将子女寄养岳家,鳏居终身。人问他为何不续弦,他说:“天下若再有一个女子,和我太太一样的我就娶(7)。” 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清简,洋服从来没有上过身,也从未穿过皮棉衣服,平常总是布鞋布袜,呢袍呢马褂。自奉极薄,一生没有做过寿,也不受人的礼。没有一切的嗜好,打牌是千载难逢的事,万不得已坐下时,输赢也都用铜子。 他住屋子,总是租那很破敝的,自己替房东来修理,栽花草,铺双重砖地,开门辟户。屋中陈设也极简单,环堵萧然。他做海军副大臣时,在北平西城曾买了一所小房,南下后就把这所小房送给了一位同学。在福建省长任内,任前清总督衙门,地方极大,他只留下几间办公室,其余的连箭道一并拆掉,通成一条大街,至今人称肃威路,因为他是肃威将军。 “肃威”两字,不足为萨先生的考语,他实是一个极风趣极洒脱的人。生平喜欢小宴会,三五个朋友吃便饭,他最高兴。所以遇有任何团体公请他,他总是零碎的还礼,他说:“客人太多时,主人不容易应酬得周到,不如小宴会,倒能宾主尽欢。”请客时一切肴馔设备,总是自己检点,务要整齐清洁。也喜欢宴请西国朋友。屋中陈设虽然简单,却常常改换式样。自己的一切用物文玩,知道别人喜欢,立刻就送了人,送礼的时候,也是自己登门去送,从来不用仆役。 他写信极其详细周到,月日地址,每信都有,字迹秀楷,也喜作诗,与父亲常有唱和之作。他平常主张海军学校不请汉文教员,理由是文人颓放,不可使青年军人沾染上腐败的习气。他说:“我从十二岁就入军校,可是汉文也彀用的,文字贵有自修,不在乎学作八股式的无性灵的文章。” 我有二十多年没有看见他了,至今记忆中还有几件不能磨灭的事:在我五六岁时候,他到烟台视察,住海军练营,一天下午父亲请他来家吃晚饭,约定是七时,到六时五十五分,父亲便带我到门口去等,说:“萨军门是谨守时刻的,他常是早几分钟到主人门口,到时候才进来,我们不可使他久候。”我们走了出去,果然看见他穿着青呢袍,笑容满面的站在门口。 他又非常的温恭周到,有一次到我们家里来谈公事,里面端出点心来,是母亲自己做的,父亲无意中告诉了他。谈完公事,走到门口,又回来殷勤地说:“请你谢谢你的太太,今天的点心真是好吃。” 父亲的客厅里,字画向来很少,因为他不是鉴赏家,相片也很少,因为他的朋友不多。而南下北上搬了几次家,客厅总挂有萨先生的相片,和他写赠的一副对联,是“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 听说他老人家现在福州居住,卖字作公益事业。灾区的放赈,总是他的事。在福州下渡,他用海军界的捐款,办了一个模范村,村民爱他如父母,为他建了一亭,逢时过节,都来拜访,腊八节,大家也给他熬些腊八粥(8),送到家去。 此外还有许多从朋友处听来的关于萨先生的事,都是极可珍贵的材料。夜深人倦,恕我不再记述了,横竖我是想写他的传记的,许多事不妨留在后来写。在此我只要说我的感想:前些日子看到行政院“澄清贪污”的命令,使我矍然的觉出今日的贪污官吏之多,擅用公物,虽贤者不免。 我不愿提出我所耳闻目击的无数种种的贪污事实,我只愿高捧出一个清廉高峻的人格,使我们那些与贪污奋斗的朋友们,抬头望时,不生寂寞之感…… 在此我敬谨遥祝他老人家长寿安康。 A Profile of Sa Zhenbing ◎ Bing Xin I’ll always hold Mr.Sa Zhenbing in high esteem.When I was six or seven,I often heard my father say,“Of all personne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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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 She’s Essay: The Do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老舍《狗》

  狗 ◎ 老舍 中国狗恐怕是世界上最可怜最难看的狗。此处之“难看”并不指狗种而言,而是与“可怜”密切相关。无论狗的模样身材如何,只要喂养得好,它便会长得肥肥胖胖的,看着顺眼。中国人穷。人且吃不饱,狗就更提不到了(1)。因此,中国狗最难看;不是因为它长得不体面,而是因为它骨瘦如柴,终年夹着尾巴(2)。 每逢我看见被遗弃的小野狗在街上寻找粪吃,我便要落泪。我并非是爱作伤感的人,动不动就要哭一鼻子(3)。我看见小狗的可怜,也就是感到人民的贫穷。民富而后猫狗肥(4)。 中国人动不动就说:我们地大物博。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用着急呀,我们有的是东西,永远吃不完喝不尽哪!哼,请看看你们的狗吧! 还有:狗虽那么摸不着吃,那么随便就被人踢两脚,打两棍,可是它们还照旧的替人们服务。尽管它们饿成皮包着骨(5),尽管它们刚被主人踹了两脚,它们还是极忠诚的去尽看门守夜的责任。狗永远不嫌主人穷(6)。这样的动物理应得到人们的赞美(7),而忠诚、义气、安贫、勇敢,等等好字眼都该归之于狗。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中国人不分黑白的把汉奸与小人叫作走狗,倒仿佛狗是不忠诚不义气的动物。我为狗喊冤叫屈(8)! 猫才是好吃懒作,有肉即来,无食即去的东西。洋奴与小人理应被叫作“走猫”。 或者是因为狗的脾气好,不像猫那样傲慢,所以中国人不说“走猫”而说“走狗”?假若真是那样,我就又觉得人们未免有点“软的欺,硬的怕”了(9)! 不过,也许有一种狗,学名叫作“走狗”;那我还不大清楚。 The Dog ◎ Lao She Of all dogs in the world,those in China are perhaps the most pitiful and ugly-looking.But it is their wretched life rather than their breed that is to blame for their ugliness.All dogs,if well-fed,will be plump and nice-looking irrespectiv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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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Dafu’s Essay: On“Reading Is Always Beneficial”–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郁达夫《说开卷有益》

说开卷有益(1) ◎ 郁达夫 开卷有益,是古人奖励读书(2)的一句成语。从前读到一册坏书,读后每觉得为古人所欺(3);现在多了一点智识,反过来又觉得古人的不欺我了(4)。总之,好书读了,原有所得,就是可以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坏书读了,而知道它的坏的原因与地方(5),岂不也是一得?从前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之意,也不一定是从正的一方面着想,反过来在负的一方面,也何尝不可以为鉴戒(6)。因此,从前是非有定评之书不读的,现在却马勃牛溲(7),一例的都想看看了,这大约总也是一种进步的现象(8)。 On“Reading Is Always Beneficial” ◎ Yu Dafu “Reading is always beneficial”is an old idiom first used by our ancients to urge people to do more reading.I used to blame the ancients for misleading me whenever I finished reading a bad book.Now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Of course we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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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u Taofen’s Essay: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Mi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邹韬奋《什么事不可能》

什么事不可能(1) ◎ 邹韬奋 驾雾腾云,在从前哪一个人不视为“封神传”里的“瞎三话四”(2)?不但在中国,就是在西洋,他们原来也有一句俗谚,遇着你说出不可能的事情,往往揶揄地说道:“你不如尝试去飞上天吧。”“You might just as well try to fly.”可见他们原来也是把“飞”视为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试一考这件由不可能而变为可能的事情所经过的大略情形,便觉得很饶趣味(3)。在西洋一百二十年前已经有人在那里实验这件“瞎三话四”的事情,他们看见鸟有翼膀能飞,所以实验的时候,总在那里用尽心力于构造人工的翼膀。最初不但在实验方面屡次失败,而且被人笑为发痴,这是所谓“意中事”。这几个“痴子”里面有一位叫做凯雷(George Cayley),在一八〇九年做一篇文章登在一家杂志上,大发挥他的精密的“痴想”(4),据说现在飞机里的许多机件和原理,没有一件不被他猜着的,所以现在说起飞机的发明家,有许多人推他做“鼻祖”。他原是英国一位有名的哲学家,不知怎地会跳出哲学的范围,想起什么飞上天的把戏来。他不但实行“痴想”,而且就在发表该文的第二年,竟造了一个飞机实验起来,起先上面没有什么原动机(Motor),后来竟给他配上了一个原动机。但是他发明的飞机在实验的时候,非但飞不起来,而且炸毁得一塌糊涂,算是失败了。但是从此以后,便唤起若干人的注意,有的研究机件,有的研究机身,慢慢地比以前较有端倪,不可能的程度已渐渐减少。不过这还是极少数“痴子”的信心,一般人还是嗤之以鼻。 许多“痴子”虽仍在那里继续的研究来,研究去,但是总飞不起来,一点距离都未曾飞过。一直到了一八九六年,有位美国物理学家叫蓝格雷(Samuel Pierpont Langley)造了一个飞机,才算第一次有些效验,不过这个飞机还不能在空中飞,不过在波陀马克河(Potomac River)旁,沿着地飞了半英里左右的距离。同时有一位由学徒出身的在美国的英国发明家(5),叫做麦克沁(Hiram Maxim),和还有一位发明家叫做爱德(N.C.Ader),也在那里“痴干”,改良了许多地方,但弄来弄去,还是飞不起来。后来爱德也在一八九六年总算造成一个飞机,能稍微离开地面飞过三百五十码的距离。同时在德国柏林也有一位工程师名叫李令索(Otto Lilienthal)对飞机的研究也有些成绩,他实验了二千次,最后一次由十七米之高跌下来,把头颈跌断(6),做了科学界的“烈士”。 以上所说的实验,都还不够真正说得上一个“飞”字,可是没有先锋队的牺牲,真正的“飞”当然也无从达到。到了一九〇三年的十二月十七日,美国有一位叫赖奥维(Orville Wright)和他的弟弟赖威柏(Wilbur Wright),他们不过受过中等教育,后来做机匠,不过做做寻常的脚踏车,竟对于飞机大饶兴趣,尽心研究,一跃而为发明家,根据他们研究所得,算是第一次乘着飞机飞了起来(7),但是只飞了二百六十米的距离。一九二七年美国人林德白(Charles A.Lindbergh)第一次一口气从美国纽约飞越大西洋而达法国巴黎,三十二小时飞过三千六百三十三哩(即一万余中国里),距今不到两年。 赖奥维一九〇三年的飞机也还不是一蹴而成的,他们弟兄在一九〇〇年最初制成的飞机格式,原是想照放纸鸢办法,上面本预备坐一个人,但因为气力不足,只得让飞机独自飞翔,他们弟兄在一九〇一年实验用的第二个飞机,要载人上飞还是不行,若在地上沿地拖着飞,可以一口气飞二十七哩,在水面可一口气驶三百呎,他们弟兄在一九〇三年,替航空事业开新纪元用的飞机,上面装有汽油原动机,其构造比之现在的飞机当然粗率得很,在当时则已经是空前的完备(该机现在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院陈列)。赖威柏已于一九一二年逝世,赖奥维尚健在,已经五十八岁了。自他成功以后,从前似乎不可能的“飞”,已成为无疑的可能的事情了。 天下事只要人努力去干,什么事不可能?但是我们对此问题至少还有下列两个更为明确的要点。 (一)事业愈大则困难亦愈甚,抵抗困难的时期也随之俱长,有的尽我们的一生尚不能目见其成者,我们若能尽其中一段的工夫,替后人开辟一段道路,或长或短,即是贡献。有所成功以备后人参考,固是贡献;即因尝试而失败(8),使后人有所借镜,亦是贡献。所以能向前努力者,无论成败(9),都有贡献。最无丝毫贡献(10)者是不干,怕失败而不敢干,或半途遇着困难即不愿干。 (二)林德白可以三十二小时一直不停的飞渡万余里,在最初发明者横弄竖弄,竟飞不起来,至赖奥维算是成功了,也不过飞渡二百六十米。可见从不可能达到可能的境域,不是由这一点到那一点的那样简单。必须经过许多麻烦,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时间,经过许多筹划,经过许多手续,经过许多改进,若是性急朋友,老早丢了哪有成功的可能?所以昔贤告诉我们说“欲速则不达”(11)。 Nothing Is Impossible to a Willing Mind ◎ Zou Taofen Nobody in the past ever believed that man could fly in the air like“gods and spirits”in classic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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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 Shengtao’s Essay: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I–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叶圣陶《我和商务印书馆》

我和商务印书馆 ◎ 叶圣陶 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我当过教员,又当过编辑,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1)。现在眼睛坏了,连笔划也分辨不清了,有时候免不了还要改一些短稿,自己没法看,只能听别人念(2)。 做编辑工作是进了商务印书馆才学的。记得第一次校对(3),我把校样读了一遍,不曾对原稿,校样上漏了一大段,我竟没有发现。一位专职校对看出来了,他用红笔在校样上批了几个字退回给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才知道编辑不好当,丝毫马虎不得,必须认认真真一边干一边学。 我进商务是1923年春天,朱经农先生介绍的。朱先生当时在编译所当国文部和史地部的主任。我在国文部,跟顾颉刚兄一同编《新学制中学国文课本》。这套课本的第一册是另外几位编的,其中有周予同兄。我参与了那时候颁发的“新学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拟订工作。 1927年6月,郑振铎兄去欧洲游历(4),我代他编《小说月报》,跟徐调孚兄合作。商务办了十几种杂志,除了大型的综合性的《东方杂志》人比较多,有十好几位,其余的每种杂志只有四位。《小说月报》除了调孚兄和我,还有两位管杂务的先生。他们偶尔也看看校样,但是不能让人放心。 那时正是大革命之后,时代的激荡当然会在文学的领域里反映出来。那两年里,《小说月报》上出现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名字,最惹人注意的是茅盾、巴金和丁玲。当时大家不知道茅盾就是沈雁冰兄。他过去不写小说,只介绍国外的作品和理论。巴金和丁玲两位都不相识,是以后才见面的。 等振铎兄从欧洲回来,休息了一些日子,我就把《小说月报》的工作交回给他,回到国文部编《学生国学丛书》,时间记不太准,总在1929年上半年。到第二年下半年,我又去编《妇女杂志》,跟金仲华兄合作。1931年初,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过了不久,夏丏尊先生章锡琛先生要我去帮忙,我就离开了商务。我在商务当编辑一共八个年头。 商务创办于1898年,老板是几位印《圣经》发家的工人;两年以后,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参加进去,成立了编译所,一个编译、印刷、发行三者联合的文化企业就初具规模了。后来业务逐渐发展,就编译和出版的书籍杂志来说,文史哲理工医音体美,无所不包;有专门的,有通俗的,甚至有特地供家庭妇女和学前儿童阅读的。此外还贩卖国外的书刊、贩卖各种文具和体育器械,还制造仪器标本和教学用品供应各级学校,甚至还摄制影片,包括科教片和故事片。业务方面之广和服务对象之广,现在的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能和商务相比。商务的这个特点,现在不大有人说起了(5)。 商务的编译所是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人员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位(6)。早期留美回来的任鸿隽、竺可桢、朱经农、吴致觉诸先生,留日回来的郑贞文、周昌寿、李石岑、何公敢诸先生,都在商务的编译所工作过。稍后创办的几家出版业如中华、世界、大东、开明,骨干大多是从商务出来的;还有许多印刷厂装订厂,情形也大多相同。可以这样说,商务为我国的出版事业,从各方面培养了大批技术力量。 有趣的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政务院有个管出版事业的直属机构叫出版总署,胡愈老任署长,周建老和我任副署长,二十多年前在商务编译所共事的老朋友又聚在一起了。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我兼任社长。1954年9月,出版总署撤销,这一摊工作并入文化部。胡愈老调到文化部,出版工作仍旧由他主管;我调到教育部,主要还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辑工作。这一二十年来,老朋友过世的不少,周建老、胡愈老和我还健在。有人说,做出版工作的人就是长寿。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I ◎ Ye Shengtao If I’m asked what profession I’ve been following,I say l’ve been a teacher and editor with a much longer experience in editing than teaching.Now,because of my failing eyesight,I even have difficulty in identifying Chinese characters.Neverth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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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 Mosha’s Essay: On the Need for More Young Essayists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廖沫沙《要培养新的杂文作家》

要培养新的杂文作家① ◎ 廖沫沙 这几年我没有写什么杂文。三十年代末期和四十年代写得多些,那时办报纸,经常值夜班,写了不少。编集子时,自己也感到吃惊,竟写了这么多②,有的自己都记不得了。我体会,自己办报、办刊物时,就能写得多些。鲁迅开始写杂文也是从办《语丝》③时开始的。现在报刊编辑部人都不少,应该自己多写④。现在有些刊物,派人到北京上海各处跑,约文章,等米下锅⑤,这不可靠⑥,应该自己动笔,自己出产品。我们当年编《新华日报》,总共二十来人,记者、编辑都写,搞排版的、搞资料的、还有做校对工作的,每个人都写文章。 另一方面,要大力培养青年人写稿的积极性。编辑对来稿要仔细看,不要轻易就摔掉。有可取的⑦,要帮他加工、改好,发表他的稿子。发表一次,积极性就来了,以后就会常来稿。我们要用这种方法培养新的作者,不能只依靠几个老的⑧。我们许多作家都是前辈培养出来的⑨。现在新作家中写小说的多,写剧本的也较多,写杂文的简直就没有。那不好了,我们要更广泛地培养写杂文的新作家⑩。 On the Need for More Young Essayists ◎ Liao Mosha In recent years, I have seldom written essays. During the late 1930s and throughout the 1940s, however, I wrote more. In those days, as a newspaper editor, I often worked on the night shift and wrote a great many essays,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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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o Mosha’s Essay: My Interpretation of On the Teache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廖沫沙《《师说》解》

◎ 廖沫沙 Liao Mosha 《师说》解① ◎ 廖沫沙 年过五十的老先生,大概总读过韩愈的《师说》。这篇文章里很有几句话值得今天当老师和学生的想一想。例如他说: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②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的原意,是因为自己接受了门徒,为了抵制当时舆论的非议,所以写这篇文章自解。他的意思是说,自己虽是作了先生,并不一定样样贤于弟子,从他学的人也不一定不如他,人们不必因此而大惊小怪。本来,只要是一个人闻道在先,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可以拜为老师。要学习的是知识,用不着问他“生乎我前”或“生乎吾后”;也用不着要求老师精通百般武艺,只要他有一门是比自己好的,就应该认他为师,向他学习。这是讲给求学的人听的。但也可以反过来讲给“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们听。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是一个真理,并不是瞎说。老师和学生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门知识上老师高于学生,在另一门知识上,学生也可能高于老师;今天老师高于学生,明天学生可能高过老师。这也是辩证法,对立面的统一。老师和学生可以互相转换,学生要向老师学习,老师也有需要向学生学习之处。 《礼记》③的《学记》④有一段著名的话,意思也和这相近:“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说命’⑤曰:‘学半’⑥。其此之谓乎!”《礼记》的话着重在自反自强,不如韩愈说得更彻底。但是它所说的“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所引的“学半”(就是说教学各居其半,相反而相成),就是在今天说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 做先生的必然同时做学生,或者首先做学生,像马克思所说的“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这个道理说来很浅显,但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很不容易承认。特别是当老师当久了的人⑦,或者像韩愈所说的“术业有专攻”的人,就很不容易接受这个辩证法。 老师们不容易接受这个道理⑧,倒也事出有因。“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虽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者韩愈所提出来的一个观点,但是在封建时代却并不通行。正好相反,“天地君亲师”,在封建时代,老师是同“天地君亲”在一起,居高而临下,弟子哪里能同老师上下平等而又矛盾统一呢?老师毕竟是老师,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弟子毕竟是弟子,怎可以超过老师?这个观点相沿成习。 新的师生关系,倒真像韩愈所说的,是“不耻相师”。就是互为老师,互为学生,彼此平等,不分尊卑,真正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 从学生方面来说,应该有“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尊重真理的精神;从老师方面来说,也应该像孔夫子那样,有一点“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雅量。 韩愈援引孔子的先例⑨,作出判断说,“圣人无常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正聪明有学问的人,没有一定的老师;见人有学问,不管是谁,就认他为师。我想还得给他添一句:“师亦无常道,”就是当老师的并不经常等于真理。一个当老师的人,既要勇于坚持自己的真理,又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非真理。要保持师位的⑩,不妨试一试这条方案,同学生们一道来为科学真理奋斗。 在另一方面,当学生的也应当了解;既然师和弟子的关系并不以师必贤于弟子、弟子必不如师为条件,那末,今天的学生在看到老师的某一方面的短处以后,也就不应该马上得到结论说,老师再不能作老师了。某一方面的短处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短处;反之,某一方面的长处也并不等于一切方面的长处。今天的学生担负着重大的使命,应该深切地认识自己知识的还很有限,必须虚心地向一切有所知、有所长的人学习,特别是向“术业有专攻”的老师们学习!这就是我的《师说》解。 My Interpretation of On the Teacher ◎ Liao Mosha Elderly people aged over fifty must have read Han Yu’s On the Teacher. Quite a few remarks in this essay are worthy of contemplation by present-day teachers and pupils. Tak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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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Yidai’s Essay: Forgetting the Past Is a Crim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冯亦代《忘了过去就是犯罪》

◎ 冯亦代 Feng Yidai 忘了过去就是犯罪 ◎ 冯亦代 日本军国主义的残余到今天还拒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亚洲的事实,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却不能忘却日本军人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血债。抗战八年,中国人死了二千多万,单是南京屠城①就杀害了三十万,而且大都是老弱妇孺②,日本军人犯下的弥天大罪有事实为证③,特别是那些亲身参加杀戮、活埋、奸污、残害的凶犯,时至今日,他们天良发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忏悔,这又岂是那些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和政客所能掩盖抹杀的。 在此八年日帝的铁蹄在中国大陆横行的时候,我的亲属在日帝的轰炸、占领下死掉的就有三人之多。今天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是偶一合眼,还能见到他们的容颜④。日本的刽子手可以拿忠君爱国作挡箭牌⑤,遮掩他们的兽行,但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的二叔冯强士是个留学日本的医生,起先在杭州浙江病院行医,他为自己救死扶伤的工作自豪,认为医药事业没有国界之分。后来他的一个日本老师介绍他到青岛胶济铁路四方医院做主治医生,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⑥,日本海军占领了青岛到济南的铁路沿线一带,他因为不能忍受日本浪人⑦和军人的气焰,便托故辞职回到上海。那时我父亲也由汉口疏散回沪,两老弟兄便在上海租界做寓公。大概到了1943年,二叔身体恢复健康后,他不愿在上海做“顺民”,便约了他的一位老友取道浙赣到重庆来,但就在江西路上一次日机轰炸中,二叔不幸被炸重伤去世。那时我在重庆得到他的来信,便日日夜夜盼望他的到来,但等到的是他遇难的噩耗。到今天我也不知他死亡的详情,也不知他埋骨的地方。我有时还会想到他不免凄然⑧。他是个早期的日本留学生,可他对于日帝的侵华却感到痛心疾首。想不到最后还是死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魔手里。 二叔有个女儿,是他前妻的遗孤,生来有些弱智,日帝部队进入杭州,在一次抢劫中,她不幸落入这些兽类的手里,从此人世里就失掉了这个可怜弱女的踪迹;她失踪的年龄不过二十多岁。 另一个战时失踪的是我的大姑母的独生子、我的大表哥任堉,因为幼年失怙,身有残疾,所以一直住在我家里。抗战军兴,他和一些同伴跨过钱塘江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浙东抗日游击队,以后失掉了消息,也许他已为自己的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⑨。 日本军国主义的残余分子⑩和无耻的政客,一心要装出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和以亚洲的解放者自居,真是天大的谎话;而二千多万中国人的死亡,却是日本军国主义残酷暴行的最好佐证。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和政客百般抵赖他们的罪行,但是中国和亚洲的人民却永远不会忘掉他们经历过的苦难。我们将会一次复一次地重提日帝带给我们的暴行⑪,同时也要求日本人民起来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他们的欺骗行为,对他们的叫嚣有所警惕,这对于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民也是十分必要的。 Forgetting the Past Is a Crime ◎ Feng Yidai Today remnant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still refuse to admit th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by Japanese imperialism. As a Chinese, however, I can never forget the blood debts owed by the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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