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2023

上海菜市场 ◎　季羡林 上海尽有看不够数不清的高楼大厦[1]，跑不完走不尽的大街小巷，满目琳琅的玻璃橱窗，车水马龙的繁华闹市；但是，我们的许多外国朋友却偏要去看一看早晨的菜市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不是也想到菜市上去看一看吗？ 那还是几年前的一个早晨，在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踏着熹微的晨光[2]，到一个离开旅馆不远的菜市场去。 到了邻近菜市场的地方，市场的气氛就逐渐浓了起来。熙熙攘攘的人群，摩肩擦背，来来往往。许多老大娘的菜篮子里装满了蔬菜海味鸡鸭鱼肉。有的篮子里活鱼在摇摆着尾巴，肥鸡在咯咯地叫着。老大娘带着一脸笑意，满怀愉快，走回家去。 一走进菜市场，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面五光十色[3]，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仔细一看，所有的东西却又都摆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菜摊子、肉摊子、鱼虾摊子、水果摊子，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的摊子，分门别类，秩序井然，又各有特点，互相辉映。你就看那蔬菜摊子吧。这里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紫色的茄子、白色的萝卜、红色的西红柿、绿色的小白菜，纷然杂陈，交光互影。这里又有各种不同的线条：大冬瓜又圆又粗，豆荚又细又长，白菜的叶子又扁又宽。就这样，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线条，紧密地摆在一起，于纷杂中见统一。我的眼一花，我觉得，眼前不是什么菜摊子，而是一幅出自名家手笔的彩色绚丽、线条鲜明的油画或水彩画。 不只菜摊子是这样，其他的摊子也莫不如此。卖鱼的摊子上，活鱼在水里游泳，十几斤重的[4]大鲤鱼躺在案板上。卖鸡鸭的摊子上，鸡鸭在笼子里互相召唤。卖肉的摊子上，整片的猪肉、牛肉和羊肉挂在那里。还为穆斯林设了卖牛、羊肉的专柜。在其他的摊子上，鸡蛋和鸭蛋堆得像小山，一个个闪着耀眼的白光。咸肉和板鸭成排挂在架子上，肥得仿佛就要滴下油来[5]。水果摊子更是琳琅满目。肥大的水蜜桃、大个儿西瓜、又黄又圆的香瓜、白嫩的鲜藕，摆在一起，竞妍斗艳[6]。我眼前仿佛看到葳蕤的果子园、十里荷香的池塘、翠叶离离的瓜地。难道这不是一幅美妙无比的图画吗？ 说是图画，这只是一时的幻象。说真的，任何图画也比不上这一些摊子。图画里面的东西是死的、不能动的。这里的东西却随时在流动。原来摆在架子上的东西，一转眼已经到了老大娘的菜篮子里。她们站在摊子前面，眯细了眼睛，左挑右拣，直到选中了自己想买的东西为止。至于价钱，她们是不发愁的，因为东西都不贵[7]。结果是皆大欢喜，在一片闹闹嚷嚷的声中，大家都买到了中意的东西。她们原来的空篮子不久就满了起来。当她们转回家去的时候，她们手中的篮子也像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了。 我们的外国朋友是住在旅馆里的，什么东西都不缺少。但是他们看到这些美丽诱人的东西，一方面啧啧称赞，一方面又跃跃欲试，也都想买点什么。有人买了几个大香瓜[8]，有人买了几斤西红柿，还有人买了一些豆腐干。这样就会使本来已经很丰富的餐桌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外国朋友也皆大欢喜了。 《上海菜市场》是季羡林先生写于1963年9月的一篇随笔。作者60年代从北京南下走访上海，当地丰富多彩的菜市场曾使他惊叹不已。所作描述淋漓酣畅，富于艺术想象。 [1]“看不够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可按“无数引人注目的高楼大厦”译为countless eye-catching skyscrapers。也可译为numerous spectacular highrises。 [2]“踏着熹微的晨光”可译为I went at the first light或I went at dawn（daybreak）。 [3]“五光十色”可译为the rich assortment of hues and colors或the mixture of various colors。 [4]“十几斤重的”译为more than five kilos。“斤”通常译为catty，现改用kilo（公斤）表达，以便与国际重量单位接轨。 [5]“肥得仿佛就要滴下油来”译为seemingly dripping with fat，其中seemingly作“仿佛”、“貌似”等解。 [6]“竞妍斗艳”译为vying with each other to be the most beautiful。此语也可译为vying with each other […]

在德国——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　季羡林 爱美大概也算是人的天性吧。宇宙间美的东西很多，花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爱花的民族也很多[1]，德国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2]。 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曾多次对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感到吃惊[3]。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4]，他们是把花都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都朝外开，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我曾问过我的女房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她莞尔一笑说道：“正是这样！[5]” 正是这样，也确实不错。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看，家家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6]。许多窗子连接在一起，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7]。每一家都是这样，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走在街上的时候，自己又看别人的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觉得这一种境界是颇耐人寻味的[8]。 今天我又到了德国，刚一下火车，迎接我们的主人问我：“你离开德国这样久，有什么变化没有？”我说：“变化是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我说“美丽”指的东西很多，其中也包含着美丽的花。我走在街上，抬头一看，又是家家户户的窗口上都堵满了鲜花。多么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的民族！我仿佛又回到四五十年前去，我做了一个花的梦，做了一个思乡的梦。 《在德国——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印度学家、散文家季羡林1985年8月写于德国斯图加特邮政旅馆的一篇小品。 [1]“爱花的民族也很多”译为many peoples … love flowers，其中peoples（复数）作“许多民族”解。 [2]The Germans作“德国民族”解。 [3]“多次对……感到吃惊”可按“……经常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译为I was often deeply impressed by …。 [4]“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译为Unlike people in China who kept pot flowers indoors，其中pot flowers是按上下文译的，指“盆花”。 [5]“正是这样！”译为Exactly！此字常见于口语，意同Completely correct！ [6]“家家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译为all dwellers’ windows ablaze with flowers，其中ablaze with的意思是bright and full of color。 [7]“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中的“山阴道上”指“江南美景”，全句可译为 So visitors seemed to find themselves in a land of

就像人每天必须吃饭一样[1] ◎　季羡林 我们念书人都一样，嗜书如命。我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打念中学开始，一直到出国深造，我几乎一天也没离开过图书馆。如离开图书馆，将一事无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大凡搞学问的都有这种体会。 我大学是在清华念的。清华图书馆，大家都知道，是相当不错的[2]，我与它打了四年交道。后来，我出国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在欧洲待了十年多。哥廷根虽然是个小城，但图书馆的藏书却极其丰富。我研究的是古代印度语言，应该说这是一门偏僻的学问[3]。在那十年中，我写了不少文章，需要用大量资料，可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几乎都能满足我，借不到书的时候非常少。若借不到，他们会到别的地方去帮你借。 1946年，在落叶铺满长安街的深秋季节，我回到了北京，到北大工作。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全国大学。当时图书馆领导对我格外开恩，在图书馆里给了我一间研究室[4]，并允许我从书库中提一部分必要的书，拿回我的研究室，供我随时查用和研读。我一有空闲，便潜入我的研究室，“躲进小楼成一统”[5]，潜心默读，坐拥书城[6]。在那个动荡的岁月，能觅到一处可以安身立命的清静世界且有书读，简直是太令人兴奋了。 我与北京图书馆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我回国时，当时的北图馆长是袁同礼。那时，我受袁同礼的聘请，任务是把北图有关梵文的藏书检查一下，看看全不全，这个工作我做了。 解放后，王重民先生代北图馆长。郑振铎是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先生是我的老师，在清华我曾听过他的课。郑先生很有魄力，我当时曾向他建议，若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仅靠当时图书馆的一点点藏书是远远不够的，解决的办法是“腰缠千万贯，骑鹤下欧洲”。据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很重视文化事业，特意派人到欧洲、美国等地，专找旧书店，不管什么书，也不管当时有没有用，文理法工等什么都买，就这样，日本搜罗了大量的典籍。单就东方学来讲，日本图书馆的藏书比我们强多了。郑先生虽有雄才大略，但囿于当时客观条件，最终也没干成。当然，现在北图的藏书，有些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像善本就堪称世界第一。但专从东方学而言，北图的藏书还不如我多。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宝库，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传播信息的重要基地。不仅搞科研的人离不开它，一般的老百姓也离不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图书馆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我一生直到今天，可以说是极少离开过图书馆，就如人每天必须吃饭一样，经常而必须。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能够在中国开是件好事，我们应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发展图书馆事业。北图的藏书量是世界第五、亚洲第一，若以我国的国际地位及北图的地位而论，大会也许早就该在中国开了。 近两年，受商潮的冲击，不少人忽视了自己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滋养与丰富，而一味地钻进了孔方兄的网络里难以抽身[7]。这种现象在学术界也有。如果说我国学术界后继乏人，那是太绝对了，但确实走了好多人，北大也有。不过，仍有一部分人，不为外面的高工资所动，孜孜以求，皓首穷经，进出于图书馆，他们才是我国未来的希望与脊梁。只是，这类人并不多，这是颇令人担忧的。 《就像人每天必须吃饭一样》是我国著名教授、学者、散文家、翻译家季羡林（1911—2009）写于1996年的一篇散文。 [1]题目“就像人每天必须吃饭一样”可译为Libraries Are Indispensable Like Food或Libraries Are Essential Like Our Daily Meals。也可考虑译之为Libraries Are to the Mind What Food Is to the Body，只是用字过多，有些偏离原文。 [2]“……大家都知道，是相当不错的”仅用prestigious（有声望的）一词表达，意思基本一致，取其简洁。 [3]“一门偏僻的学问”意即“一个冷门”，故译a little-known branch of learning。 [4]“图书馆领导对我格外开恩，在图书馆里给了我一间研究室”可按“图书馆馆长对我特别照顾，在图书馆里给了我一间研究室”译为The curator was thoughtful enough to assign me a research room in the library building，其中把“图书馆领导”按“图书馆馆长”译为curator或the chief librarian；“对我格外开恩”意即“对我照顾有加”，可用thoughtful一词表达。 [5]“躲进小楼成一统”可按“享受幽然独处小屋的乐趣”译为to

  倘若我是一个日本人 ◎　萧乾 倘若我是个日本人，一到这战争纪念日，我会难过[1]，羞愧，在亚洲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倒不是由于五十年前打败了，而是五十年后对自家为千千万万的人们所带来的祸害，采取抵赖、死不认帐的态度[2]。在亚洲人面前（或是心目中），是个赖帐的。明明六十多年前是自家的关东军制造事端抢了邻人的东北大片土地，五十多年前又从卢沟桥掀起东亚大战。太阳旗所到之处，烧杀掠夺，生灵涂炭[3]。接着，又把战火推向东南亚以至大洋洲。皇军闯到哪儿，祸水就冲到哪儿。遍地留下了万人坑。可如今，连“侵略”两个字都不承认，说是“进入”！还把造成的地狱硬说成是“乐土”。 凡事都怕一比[4]。当年欧洲那些纳粹哥儿们[5]所造成的祸害也不小啊！光死在那些集中营的焚尸炉、毒气室，人体实验上的，就足有几百万。可是人家打败了仗，好汉做事好汉当。首先从上层就低头认罪，绝不抵赖。该作揖的作揖，该下跪的就下跪。欠下的帐，一五一十，分文不赖[6]。如今，在国际社会中，人家又挺起腰板，成为可以信赖、受到尊重的一员了[7]。多年来曾经首先受害的法国一直愉快地谈着法德友谊。可我当个日本人，只由于一提那场战争，上头就刁钻古怪，闪烁其辞[8]，死不认帐。而且大官儿们还去给当年干尽坏事的头儿们的阴魂烧香磕头，等于感谢他们杀得好，杀得痛快、漂亮。不但对世界、对亚洲人耍赖，在教科书里，对儿孙们也撒谎、抵赖。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坎，当个日本人，我忧心忡忡，而且抬不起头来。 然而我不是个日本人。 我是一个八十六岁饱经沧桑的中国老头儿。我周围的后生一提起日本对战争罪行死不认帐，就摩拳擦掌，怒火中烧，我这世故老汉儿倒是处之泰然。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我认为今天日本不认罪也就是思想上还没放下屠刀，东条还在阴魂不散，谁敢担保在下个世纪他不会借尸还魂!它的徘徊等于时刻在提醒我们——以及亚洲弟兄们，不要以为今后就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不晓得靖国神社里敲不敲钟。倘若敲的话，对军国主义的崇拜者们，那是为了悼念当年侵略者的“英”灵，对我们——中国人和亚洲人，那钟声正好提醒我们，告诫我们千万不可睡大觉。世界眼下风平浪静，可是只要霸人之心不死，防霸之心就不可无[9]。一个输了而不认输的赌徒是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 萧乾所著《倘若我是一个日本人》一文原载1995年9月30日《新民晚报》。 [1]“难过”意同“歉疚”、“后悔”，故译to feel very bad。 [2]“倒不是……，而是……”意同“不是（因为）……，而是（因为）……，”可译为Not that …, but that …，或Not because …, but because …。 [3]“烧杀掠夺，生灵涂炭”译为burning, killing and looting would follow and people would be plunged into the abyss of untold suffering。“生灵涂炭”意同“老百姓遭殃”，故译and people would be plunged into the abyss of untold suffering（或extreme misery）。 [4]“凡事都怕一比”可按“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判别是非”译为Only by comparison

  斯诺精神  ——纪念斯诺逝世二十周年 ◎　萧乾 我一生有过几次幸运和巧遇[1]，其中之一是三十年代当上了斯诺的学生。当时他的本职是任英美两家报纸驻北平的记者。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他应聘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兼了课。斯诺仅仅在燕大教了这两年书，而我恰好就在那两年由辅仁大学的英文系转到了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我毕业后，他也辞去这个兼差，去了延安并写出他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当时燕大教授多属学院派[2]，不管教什么，都先引经据典，在定义上下功夫。而且，大都是先生讲，学生听。课堂上轻易听不见什么讨论。斯诺则不然。他着重讲实践，鼓励讨论。更重要的是，他是通过和同学们交朋友的方式来进行教学。除了课堂，对我们更具吸引力的，是他在海淀住宅的那座客厅。他和海伦都极好客，他们时常举行茶会或便餐，平时大门也总是敞着的[3]。一九三五年春天，正是在他那客厅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当时，由于怕国民党特务找她的麻烦，她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斯诺约我去吃晚饭时，就介绍她作“布朗太太”。那阵子我正在读她的《大地的女儿》。因此，席间我不断谈到那本书给予我的感受。其实我并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就是那本书的作者。及至史沫特莱离平返沪后，斯诺才告诉我，那晚我可把史沫特莱窘坏了。她以为我把她认了出来。 在读新闻系时，我有个思想问题：我并不喜欢新闻系，特别是广告学那样的课，简直听不进去。我只是为了取得个记者资格才转系的[4]。我的心仍在文学系——因此，常旷了新闻系的课去英文系旁听[5]。斯诺帮我解决了这个矛盾。他说，文学同新闻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一个新闻记者写的是现实生活，但他必须有文学修养——包括古典文学修养。我毕业那天，他和海伦送了我满满一皮箱的世界文学名著，由亚里士多德至狄更斯。他去世后，我从露易丝·斯诺的书中知道，他临终时，枕边还放着萧伯纳的著作。斯诺教导我，当的是记者，但写通讯特写时，一定要尽量有点文学味道。 一九三六年当他晓得我给《大公报》所写的冯玉祥访问记被国民党检查官砍得面目皆非——冯将军的抗日主张全部被砍掉了，他立即要我介绍他去访问这位将军——不出几天，我就在报上看到日本政府向南京抗议说，身居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竟然向美国记者斯诺发表了不友好的谈话。 一九四四年，我们又在刚刚解放的巴黎见了面。当时他是苏联特许的六名采访东线的记者之一。在酒吧间里他对我说，他在中国的岁月是他一生最难忘，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日子。他自幸能在上海结识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 三十年代上半叶，在西方人中间，斯诺最早判断抗日战争迟早必然爆发，而且胜利最后必然属于中国。一九四八年，他又在《星期六评论》上接连写了三篇文章，断言中国战后绝不会当苏联的仆从，必然会走自己的路。他这种胆识，这种预见性，是难能可贵的。 斯诺认为一个记者绝不可光追逐热门新闻，他还必须把人类的正义事业记在心头。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观点，必须有良知和正义感。 斯诺的骨灰一部分已留在中国了。我希望他的这种抱负和精神，也能在中国生根。 萧乾所著《斯诺精神》一文原载1992年7月3日《人民日报》。 [1]“我一生有过几次幸运和巧遇”译为I owe several happy events in my life to a lucky chance，其中把“幸运”和“巧遇”合并起来译为a lucky chance;又happy events（快事）是译文中的添加词，原文虽无其词而有其意，也可用delightful happenings表达此意。 [2]“当时燕大教授多属学院派”译为In those days, professors at Yenching University were mostly an academic type。原文“多属学院派”含意应为“大都是学究式人物”，可译为were mostly an academic type或were mostly academically-inclined。 [3]“平时大门也总是敞着的”不宜按字面直译为 They would usually leave the door wide

从《老黑奴》说起[1] ◎　萧乾 1985年5月，我去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那次，东道主湖北省文联曾邀请来自各地的作家们乘豪华的长江客轮，畅游三峡。我曾在秋天去过三峡。春日的三峡风光明媚，更加清丽可人。[2]同船的还有个外国旅游团，是由抗战时在滇缅前线同我们并肩作战过的美国名将史迪威的女儿南西率领的。船航到神女峰脚下时，我们正在甲板上举行着一次联欢会[3]。他们鼓掌一定要我们也出个节目。为了表示友好，我们几个就凑在一起（记得有宗璞、艾芜、邹荻帆、绿原和黄裳）用英语唱了一首《老黑奴》。唱得当然十分蹩脚[4]：声音既不洪亮，肯定还常走调。这是一支十分凄凉的歌曲，黑人厌倦了尘世，听到已死去的亲人的呼唤，渴望奔向另一世界[5]。所以在叠句歌里就反复唱着：我来啦，我来啦。 这样充满悲哀情调的歌，与当时甲板上的欢乐气氛，实在很不谐调。可是唱完之后，居然博得了美国旅伴们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们这些平素伏案爬格子的[6]对自己这一番反串，倒也颇有些飘飘然。我们得意的不一定是因为那掌声，而是对自己感到既愉快又吃惊：这么多年，竟然还没把它忘掉！ 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都同出自19世纪中叶美国作曲家斯蒂芬·福斯特之手。他出生于1826年，一共只活了短短的38年。南北战争[7]打响两年后（1864），他就去世了。可惜我没读过他的传记，他肯定十分同情黑人并为他们抱不平的[8]。我熟悉好几首他编的描述黑人生活的歌曲，像《双亲在家园》（1851）。我还有幸在伦敦的一次音乐会上，听过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唱过《老人河》。那次，他还唱了咱们的《游击队之歌》。 很奇怪，河的形象时常在黑人的歌曲中出现。像“远远地在斯旺尼河上”。也许他们在美国南方那一望无际的旱地上干活，受着白人的虐待，心里渴望有一片水。 天堂也经常在黑人歌曲中出现。处于绝境的人们就是靠这种幻想来解脱一些痛苦。 福斯特也有些歌写得轻快。像他的《苏珊娜》（1848）就描绘出一个歪戴宽沿草帽[9]，无忧无虑的牛仔在追求着他心爱的姑娘。他在歌中除了抒发黑人在奴役中的痛苦之外，也亲切地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像《我的肯塔基故乡》就富于泥土气息，真切生动地唱出了美国南方黑人的生活情景：“玉米穗成熟。牧场遍地花怒放；小鸟终日歌唱好悠扬，娃娃滚戏小农舍地板上。”不过歌曲仍是在忧伤中结束的： 莫再哭泣，姑娘，今天莫再哀伤， 我们唱一支歌，为肯塔基故乡， 为那遥远的肯塔基故乡。 当然，有些流传到中国的美国歌曲描绘的不一定都是黑人的生活。我记得有一支曲子是写铁路建筑工人的。这里也可以看到19世纪美国向西部开发时的艰苦。 同样流行于30年代的一首外国歌曲是《伏尔加船夫曲》。像咱们的四川号子一样，这里描绘的是在伏尔加河上拉纤的俄罗斯河工的苦状。他们背着纤绳，弯着腰，哎哟嗬，哎哟嗬地吆喝着，呻吟着。一把又一把地捯着，吃力地向前踏步[10]。 这些外国歌曲那时在中国那么风行，当然是因为它们歌词朴素，曲调又琅琅上口，但我认为这还不是主要的。这里既包含着中国人民对于美国黑奴以及伏尔加河纤工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抒发了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怨艾。当时的中国，也是喘息在列强的重压之下。北京东交民巷的围墙上还有对着市民的黑洞洞的炮眼[11]，上海马路还有红头阿三[12]在巡逻。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戏剧史上最早上演的外国话剧是《黑奴吁天录》（如今改译为《汤姆叔叔的小木屋》）。 歌曲的流行，往往是由于引起共鸣。 萧乾（1910—1999）原名萧炳乾，著名老报人、作家、翻译家。所著《从〈老黑奴〉说起》一文原载1992年4月6日《羊城晚报》。 [1]题目《从〈老黑奴〉说起》，斟酌文章内容，译为Old Black Joe and Other Songs，简明利落，比直译A Chat Beginning with Old Black Joe可取。 [2]“我曾在秋天去过三峡。春日的三峡风光明媚，更加清丽可人”，两句内容紧密连贯，最好合并起来译为一句：Having previously visited the autumn scene of the Three Gorges, I now found it even more picturesque and enchanting in spring，其中Having previously visited the autumn scene of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