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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包装 ◎　季羡林 我先提一个问题：人类是变得越来越精呢？还是越来越蠢？ 答案好像是明摆着的[1]：越来越精。 在几千年有文化的历史上，人类对宇宙，对人世，对生命，对社会，总之对人世间所有的一切，越来越了解得透彻、细致，如犀烛隐，无所不明[2]。例子伸手可得[3]。当年中国人对月亮觉得可爱而又神秘，于是就说有一个美女嫦娥奔入月宫[4]。连苏东坡这个宋朝伟大的诗人，也不禁要问出[5]：“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可是到了今天，人类已经登上了月球，连月球上的土块也被带到了地上来。哪里有什么嫦娥，有什么广寒宫？ 人类倘不越变越精，能做到这一步吗？ 可是我又提出了问题[6]，说明适得其反。例子也是伸手即得。我先举一个包装。 人类活动在社会上，有时候是需要包装的。特别是女士们。在家中穿得朴朴素素[7]，但是一出门，特别是参加什么“派对”（party，借用香港话），则必须打扮得珠光宝气，花枝招展，浑身洒上法国香水，走在大街上，高跟鞋跟敲地作金石声，香气直射十步之外，路人为之“侧目”[8]。这就是包装，而这种包装，我认为是必要的。 可是还有另外一种包装，就是商品的包装。这种包装有时也是必要的，不能一概而论。我从前到香港，买国产的商品，比大陆要便宜得多。一问才知道，原因是中国商品有的质量并不次于洋货，正是由于包装不讲究，因而价钱卖不上去。我当时就满怀疑惑：究竟是使用商品呢？还是使用包装？ 我因而想到一件事：我们楼上一位老太太到菜市场上去买鸡，说是一定要黄毛的。卖鸡的小贩问老太太：“你是吃鸡？还是吃鸡毛？” 到了今天，有一些商品的包装更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9]。外面盒子，或木，或纸，或金属，往往极大。装扮得五彩缤纷、璀璨耀目。摆在货架上时，是庞然大物；提在手中或放在车中，更是运转不灵，左提，右提，横摆，竖摆，都煞费周折。及至拿到或运到家中，打开时也是煞费周折。在庞然大物中，左找，右找，找不到商品究在何处。很希望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处距商品尚有10公里！庶不致使我失去寻找的信心。[10]据我粗略的统计，有的商品在大包装中仅占空间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想到那个鸡和鸡毛的故事，我不禁要问：我们使用的是商品，还是包装？而负担那些庞大的包装费用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我们这些顾客，而华美绝伦的包装[11]，商品取出后，不过是一堆垃圾。 如果我回答我在开头时提出的问题：人类越变越蠢。你怎样反驳？！ 《论包装》是季羡林写于1997年8月的一篇杂文，文章针砭社会时弊，亦庄亦谐，信手拈来，皆成妙品。 [1]“答案好像是明摆着的”译为The following answer seems beyond dispute，其中beyond dispute或past all dispute，本作“没有争论余地的”解，现用以表达原文中的“明摆着的”。 [2]“人类对宇宙，对人世，对生命，对社会，总之对人世间所有的一切，越来越了解得透彻、细致，如犀烛隐，无所不明”译为man has acquired a more and more thorough and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the human world, life and society — in short, everything under heaven，其中“如犀烛隐，无所不明”已作交代，毋庸另译。 [3]“例子伸手可得”译为Examples are legion，其中legion作“多得不知其数”、“众多的”解，是形容词。 [4]“于是就说有一个美女嫦娥奔入月宫”译为created the legend of

容忍 ◎　季羡林 人处在家庭和社会中，有时候恐怕需要讲点容忍的。 唐朝有一个姓张的大官，家庭和睦，美名远扬，一直传到了皇帝的耳中。皇帝赞美他治家有道，问他道在何处[1]，他一气写了一百个“忍”字[2]。这说得非常清楚：家庭中要互相容忍，才能和睦[3]。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在旧社会，中国姓张的全以祖先的容忍为荣了。 但是容忍也并不容易。1935年，我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经苏联赴德国，车过中苏边界上的满洲里，停车四小时，由苏联海关检查行李。这是无可厚非的[4]，入国必须检查，这是世界公例。但是，当时的苏联大概认为，我们这一帮人，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到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恐怕没有好人，必须严查，以防万一。检查其他行李，我决无意见。但是，在哈尔滨买的一把最粗糙的铁皮壶[5]，却成了被检查的首要对象[6]。这里敲敲，那里敲敲，薄薄的一层铁皮决藏不下一颗炸弹的，然而他们却敲打不止[7]。我真有点无法容忍，想要发火。我身旁有一位年老的老外，是与我们同车的，看到我的神态，在我耳旁悄悄地说了句：Patience is a great virtue（容忍是很大的美德）。我对他微笑，表示致谢[8]。我立即心平气和，天下太平。 看来容忍确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种美德。[9]但是，我认为，也必须有一个界限。我们到了德国以后，就碰到这个问题。旧时欧洲流行决斗之风，谁污辱了谁，特别是谁的女情人，被污辱者一定要提出决斗，或用手枪，或用剑。普希金就是在决斗中被枪打死的。[10]我们到了的时候，此风已息，但仍发生。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相约：如果外国人污辱了我们自身，我们要揣度形势[11]，主要要容忍，以东方的恕道克制自己。但是，如果他们污辱我们的国家，则无论如何也要同他们玩儿命，决不容忍。这就是我们容忍的界限。幸亏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否则我就活不到今天在这里舞笔弄墨了。 现在我们中国人的容忍水平，看了真让人气短。在公共汽车上，挤挤碰碰是常见的现象。如果碰了或者踩了别人，连忙说一声：“对不起！”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然而有不少人连“对不起”都不会说了，于是就相吵相骂，甚至于扭打，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怎么竟变成了这个样子！我在自己心中暗暗祝愿：容忍兮，归来！ 《容忍》是季羡林先生写于1966年的一篇随笔。 [1]“问他道在何处”可按“问他如何治家求和睦”译为 and asked him how he had been running the family to achieve harmony。 [2]“他一气写了一百个‘忍’字”译为he wrote down without a break one hundred characters meaning“patience”，其中“一气”（即“一口气”）可译为without a break或in one breath等。 [3]“这说得非常清楚：家庭中要互相容忍，才能和睦”译为Evidently, the message he tried to bring home to the emperor was that family members

上海菜市场 ◎　季羡林 上海尽有看不够数不清的高楼大厦[1]，跑不完走不尽的大街小巷，满目琳琅的玻璃橱窗，车水马龙的繁华闹市；但是，我们的许多外国朋友却偏要去看一看早晨的菜市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不是也想到菜市上去看一看吗？ 那还是几年前的一个早晨，在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踏着熹微的晨光[2]，到一个离开旅馆不远的菜市场去。 到了邻近菜市场的地方，市场的气氛就逐渐浓了起来。熙熙攘攘的人群，摩肩擦背，来来往往。许多老大娘的菜篮子里装满了蔬菜海味鸡鸭鱼肉。有的篮子里活鱼在摇摆着尾巴，肥鸡在咯咯地叫着。老大娘带着一脸笑意，满怀愉快，走回家去。 一走进菜市场，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面五光十色[3]，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仔细一看，所有的东西却又都摆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菜摊子、肉摊子、鱼虾摊子、水果摊子，还有其他的许许多多的摊子，分门别类，秩序井然，又各有特点，互相辉映。你就看那蔬菜摊子吧。这里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紫色的茄子、白色的萝卜、红色的西红柿、绿色的小白菜，纷然杂陈，交光互影。这里又有各种不同的线条：大冬瓜又圆又粗，豆荚又细又长，白菜的叶子又扁又宽。就这样，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线条，紧密地摆在一起，于纷杂中见统一。我的眼一花，我觉得，眼前不是什么菜摊子，而是一幅出自名家手笔的彩色绚丽、线条鲜明的油画或水彩画。 不只菜摊子是这样，其他的摊子也莫不如此。卖鱼的摊子上，活鱼在水里游泳，十几斤重的[4]大鲤鱼躺在案板上。卖鸡鸭的摊子上，鸡鸭在笼子里互相召唤。卖肉的摊子上，整片的猪肉、牛肉和羊肉挂在那里。还为穆斯林设了卖牛、羊肉的专柜。在其他的摊子上，鸡蛋和鸭蛋堆得像小山，一个个闪着耀眼的白光。咸肉和板鸭成排挂在架子上，肥得仿佛就要滴下油来[5]。水果摊子更是琳琅满目。肥大的水蜜桃、大个儿西瓜、又黄又圆的香瓜、白嫩的鲜藕，摆在一起，竞妍斗艳[6]。我眼前仿佛看到葳蕤的果子园、十里荷香的池塘、翠叶离离的瓜地。难道这不是一幅美妙无比的图画吗？ 说是图画，这只是一时的幻象。说真的，任何图画也比不上这一些摊子。图画里面的东西是死的、不能动的。这里的东西却随时在流动。原来摆在架子上的东西，一转眼已经到了老大娘的菜篮子里。她们站在摊子前面，眯细了眼睛，左挑右拣，直到选中了自己想买的东西为止。至于价钱，她们是不发愁的，因为东西都不贵[7]。结果是皆大欢喜，在一片闹闹嚷嚷的声中，大家都买到了中意的东西。她们原来的空篮子不久就满了起来。当她们转回家去的时候，她们手中的篮子也像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了。 我们的外国朋友是住在旅馆里的，什么东西都不缺少。但是他们看到这些美丽诱人的东西，一方面啧啧称赞，一方面又跃跃欲试，也都想买点什么。有人买了几个大香瓜[8]，有人买了几斤西红柿，还有人买了一些豆腐干。这样就会使本来已经很丰富的餐桌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外国朋友也皆大欢喜了。 《上海菜市场》是季羡林先生写于1963年9月的一篇随笔。作者60年代从北京南下走访上海，当地丰富多彩的菜市场曾使他惊叹不已。所作描述淋漓酣畅，富于艺术想象。 [1]“看不够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可按“无数引人注目的高楼大厦”译为countless eye-catching skyscrapers。也可译为numerous spectacular highrises。 [2]“踏着熹微的晨光”可译为I went at the first light或I went at dawn（daybreak）。 [3]“五光十色”可译为the rich assortment of hues and colors或the mixture of various colors。 [4]“十几斤重的”译为more than five kilos。“斤”通常译为catty，现改用kilo（公斤）表达，以便与国际重量单位接轨。 [5]“肥得仿佛就要滴下油来”译为seemingly dripping with fat，其中seemingly作“仿佛”、“貌似”等解。 [6]“竞妍斗艳”译为vying with each other to be the most beautiful。此语也可译为vying with each other

在德国——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 ◎　季羡林 爱美大概也算是人的天性吧。宇宙间美的东西很多，花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爱花的民族也很多[1]，德国在其中占重要的地位[2]。 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曾多次对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感到吃惊[3]。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4]，他们是把花都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都朝外开，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我曾问过我的女房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她莞尔一笑说道：“正是这样！[5]” 正是这样，也确实不错。走过任何一条街，抬头向上看，家家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6]。许多窗子连接在一起，汇成了一个花的海洋，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7]。每一家都是这样，在屋子里的时候，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走在街上的时候，自己又看别人的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我觉得这一种境界是颇耐人寻味的[8]。 今天我又到了德国，刚一下火车，迎接我们的主人问我：“你离开德国这样久，有什么变化没有？”我说：“变化是有的，但是美丽并没有改变。”我说“美丽”指的东西很多，其中也包含着美丽的花。我走在街上，抬头一看，又是家家户户的窗口上都堵满了鲜花。多么奇丽的景色！多么奇特的民族！我仿佛又回到四五十年前去，我做了一个花的梦，做了一个思乡的梦。 《在德国——自己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印度学家、散文家季羡林1985年8月写于德国斯图加特邮政旅馆的一篇小品。 [1]“爱花的民族也很多”译为many peoples … love flowers，其中peoples（复数）作“许多民族”解。 [2]The Germans作“德国民族”解。 [3]“多次对……感到吃惊”可按“……经常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译为I was often deeply impressed by …。 [4]“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译为Unlike people in China who kept pot flowers indoors，其中pot flowers是按上下文译的，指“盆花”。 [5]“正是这样！”译为Exactly！此字常见于口语，意同Completely correct！ [6]“家家的窗子前都是花团锦簇，姹紫嫣红”译为all dwellers’ windows ablaze with flowers，其中ablaze with的意思是bright and full of color。 [7]“让我们看的人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中的“山阴道上”指“江南美景”，全句可译为 So visitors seemed to find themselves in a land of

就像人每天必须吃饭一样[1] ◎　季羡林 我们念书人都一样，嗜书如命。我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打念中学开始，一直到出国深造，我几乎一天也没离开过图书馆。如离开图书馆，将一事无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大凡搞学问的都有这种体会。 我大学是在清华念的。清华图书馆，大家都知道，是相当不错的[2]，我与它打了四年交道。后来，我出国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在欧洲待了十年多。哥廷根虽然是个小城，但图书馆的藏书却极其丰富。我研究的是古代印度语言，应该说这是一门偏僻的学问[3]。在那十年中，我写了不少文章，需要用大量资料，可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几乎都能满足我，借不到书的时候非常少。若借不到，他们会到别的地方去帮你借。 1946年，在落叶铺满长安街的深秋季节，我回到了北京，到北大工作。北大图书馆藏书甲全国大学。当时图书馆领导对我格外开恩，在图书馆里给了我一间研究室[4]，并允许我从书库中提一部分必要的书，拿回我的研究室，供我随时查用和研读。我一有空闲，便潜入我的研究室，“躲进小楼成一统”[5]，潜心默读，坐拥书城[6]。在那个动荡的岁月，能觅到一处可以安身立命的清静世界且有书读，简直是太令人兴奋了。 我与北京图书馆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我回国时，当时的北图馆长是袁同礼。那时，我受袁同礼的聘请，任务是把北图有关梵文的藏书检查一下，看看全不全，这个工作我做了。 解放后，王重民先生代北图馆长。郑振铎是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先生是我的老师，在清华我曾听过他的课。郑先生很有魄力，我当时曾向他建议，若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仅靠当时图书馆的一点点藏书是远远不够的，解决的办法是“腰缠千万贯，骑鹤下欧洲”。据说，日本明治维新后，很重视文化事业，特意派人到欧洲、美国等地，专找旧书店，不管什么书，也不管当时有没有用，文理法工等什么都买，就这样，日本搜罗了大量的典籍。单就东方学来讲，日本图书馆的藏书比我们强多了。郑先生虽有雄才大略，但囿于当时客观条件，最终也没干成。当然，现在北图的藏书，有些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像善本就堪称世界第一。但专从东方学而言，北图的藏书还不如我多。 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宝库，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传播信息的重要基地。不仅搞科研的人离不开它，一般的老百姓也离不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图书馆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我一生直到今天，可以说是极少离开过图书馆，就如人每天必须吃饭一样，经常而必须。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能够在中国开是件好事，我们应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发展图书馆事业。北图的藏书量是世界第五、亚洲第一，若以我国的国际地位及北图的地位而论，大会也许早就该在中国开了。 近两年，受商潮的冲击，不少人忽视了自己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滋养与丰富，而一味地钻进了孔方兄的网络里难以抽身[7]。这种现象在学术界也有。如果说我国学术界后继乏人，那是太绝对了，但确实走了好多人，北大也有。不过，仍有一部分人，不为外面的高工资所动，孜孜以求，皓首穷经，进出于图书馆，他们才是我国未来的希望与脊梁。只是，这类人并不多，这是颇令人担忧的。 《就像人每天必须吃饭一样》是我国著名教授、学者、散文家、翻译家季羡林（1911—2009）写于1996年的一篇散文。 [1]题目“就像人每天必须吃饭一样”可译为Libraries Are Indispensable Like Food或Libraries Are Essential Like Our Daily Meals。也可考虑译之为Libraries Are to the Mind What Food Is to the Body，只是用字过多，有些偏离原文。 [2]“……大家都知道，是相当不错的”仅用prestigious（有声望的）一词表达，意思基本一致，取其简洁。 [3]“一门偏僻的学问”意即“一个冷门”，故译a little-known branch of learning。 [4]“图书馆领导对我格外开恩，在图书馆里给了我一间研究室”可按“图书馆馆长对我特别照顾，在图书馆里给了我一间研究室”译为The curator was thoughtful enough to assign me a research room in the library building，其中把“图书馆领导”按“图书馆馆长”译为curator或the chief librarian；“对我格外开恩”意即“对我照顾有加”，可用thoughtful一词表达。 [5]“躲进小楼成一统”可按“享受幽然独处小屋的乐趣”译为to

  倘若我是一个日本人 ◎　萧乾 倘若我是个日本人，一到这战争纪念日，我会难过[1]，羞愧，在亚洲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倒不是由于五十年前打败了，而是五十年后对自家为千千万万的人们所带来的祸害，采取抵赖、死不认帐的态度[2]。在亚洲人面前（或是心目中），是个赖帐的。明明六十多年前是自家的关东军制造事端抢了邻人的东北大片土地，五十多年前又从卢沟桥掀起东亚大战。太阳旗所到之处，烧杀掠夺，生灵涂炭[3]。接着，又把战火推向东南亚以至大洋洲。皇军闯到哪儿，祸水就冲到哪儿。遍地留下了万人坑。可如今，连“侵略”两个字都不承认，说是“进入”！还把造成的地狱硬说成是“乐土”。 凡事都怕一比[4]。当年欧洲那些纳粹哥儿们[5]所造成的祸害也不小啊！光死在那些集中营的焚尸炉、毒气室，人体实验上的，就足有几百万。可是人家打败了仗，好汉做事好汉当。首先从上层就低头认罪，绝不抵赖。该作揖的作揖，该下跪的就下跪。欠下的帐，一五一十，分文不赖[6]。如今，在国际社会中，人家又挺起腰板，成为可以信赖、受到尊重的一员了[7]。多年来曾经首先受害的法国一直愉快地谈着法德友谊。可我当个日本人，只由于一提那场战争，上头就刁钻古怪，闪烁其辞[8]，死不认帐。而且大官儿们还去给当年干尽坏事的头儿们的阴魂烧香磕头，等于感谢他们杀得好，杀得痛快、漂亮。不但对世界、对亚洲人耍赖，在教科书里，对儿孙们也撒谎、抵赖。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坎，当个日本人，我忧心忡忡，而且抬不起头来。 然而我不是个日本人。 我是一个八十六岁饱经沧桑的中国老头儿。我周围的后生一提起日本对战争罪行死不认帐，就摩拳擦掌，怒火中烧，我这世故老汉儿倒是处之泰然。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我认为今天日本不认罪也就是思想上还没放下屠刀，东条还在阴魂不散，谁敢担保在下个世纪他不会借尸还魂!它的徘徊等于时刻在提醒我们——以及亚洲弟兄们，不要以为今后就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不晓得靖国神社里敲不敲钟。倘若敲的话，对军国主义的崇拜者们，那是为了悼念当年侵略者的“英”灵，对我们——中国人和亚洲人，那钟声正好提醒我们，告诫我们千万不可睡大觉。世界眼下风平浪静，可是只要霸人之心不死，防霸之心就不可无[9]。一个输了而不认输的赌徒是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 萧乾所著《倘若我是一个日本人》一文原载1995年9月30日《新民晚报》。 [1]“难过”意同“歉疚”、“后悔”，故译to feel very bad。 [2]“倒不是……，而是……”意同“不是（因为）……，而是（因为）……，”可译为Not that …, but that …，或Not because …, but because …。 [3]“烧杀掠夺，生灵涂炭”译为burning, killing and looting would follow and people would be plunged into the abyss of untold suffering。“生灵涂炭”意同“老百姓遭殃”，故译and people would be plunged into the abyss of untold suffering（或extreme misery）。 [4]“凡事都怕一比”可按“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判别是非”译为Only by comparison

  斯诺精神  ——纪念斯诺逝世二十周年 ◎　萧乾 我一生有过几次幸运和巧遇[1]，其中之一是三十年代当上了斯诺的学生。当时他的本职是任英美两家报纸驻北平的记者。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间，他应聘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兼了课。斯诺仅仅在燕大教了这两年书，而我恰好就在那两年由辅仁大学的英文系转到了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我毕业后，他也辞去这个兼差，去了延安并写出他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当时燕大教授多属学院派[2]，不管教什么，都先引经据典，在定义上下功夫。而且，大都是先生讲，学生听。课堂上轻易听不见什么讨论。斯诺则不然。他着重讲实践，鼓励讨论。更重要的是，他是通过和同学们交朋友的方式来进行教学。除了课堂，对我们更具吸引力的，是他在海淀住宅的那座客厅。他和海伦都极好客，他们时常举行茶会或便餐，平时大门也总是敞着的[3]。一九三五年春天，正是在他那客厅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当时，由于怕国民党特务找她的麻烦，她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斯诺约我去吃晚饭时，就介绍她作“布朗太太”。那阵子我正在读她的《大地的女儿》。因此，席间我不断谈到那本书给予我的感受。其实我并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就是那本书的作者。及至史沫特莱离平返沪后，斯诺才告诉我，那晚我可把史沫特莱窘坏了。她以为我把她认了出来。 在读新闻系时，我有个思想问题：我并不喜欢新闻系，特别是广告学那样的课，简直听不进去。我只是为了取得个记者资格才转系的[4]。我的心仍在文学系——因此，常旷了新闻系的课去英文系旁听[5]。斯诺帮我解决了这个矛盾。他说，文学同新闻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一个新闻记者写的是现实生活，但他必须有文学修养——包括古典文学修养。我毕业那天，他和海伦送了我满满一皮箱的世界文学名著，由亚里士多德至狄更斯。他去世后，我从露易丝·斯诺的书中知道，他临终时，枕边还放着萧伯纳的著作。斯诺教导我，当的是记者，但写通讯特写时，一定要尽量有点文学味道。 一九三六年当他晓得我给《大公报》所写的冯玉祥访问记被国民党检查官砍得面目皆非——冯将军的抗日主张全部被砍掉了，他立即要我介绍他去访问这位将军——不出几天，我就在报上看到日本政府向南京抗议说，身居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竟然向美国记者斯诺发表了不友好的谈话。 一九四四年，我们又在刚刚解放的巴黎见了面。当时他是苏联特许的六名采访东线的记者之一。在酒吧间里他对我说，他在中国的岁月是他一生最难忘，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日子。他自幸能在上海结识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 三十年代上半叶，在西方人中间，斯诺最早判断抗日战争迟早必然爆发，而且胜利最后必然属于中国。一九四八年，他又在《星期六评论》上接连写了三篇文章，断言中国战后绝不会当苏联的仆从，必然会走自己的路。他这种胆识，这种预见性，是难能可贵的。 斯诺认为一个记者绝不可光追逐热门新闻，他还必须把人类的正义事业记在心头。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观点，必须有良知和正义感。 斯诺的骨灰一部分已留在中国了。我希望他的这种抱负和精神，也能在中国生根。 萧乾所著《斯诺精神》一文原载1992年7月3日《人民日报》。 [1]“我一生有过几次幸运和巧遇”译为I owe several happy events in my life to a lucky chance，其中把“幸运”和“巧遇”合并起来译为a lucky chance;又happy events（快事）是译文中的添加词，原文虽无其词而有其意，也可用delightful happenings表达此意。 [2]“当时燕大教授多属学院派”译为In those days, professors at Yenching University were mostly an academic type。原文“多属学院派”含意应为“大都是学究式人物”，可译为were mostly an academic type或were mostly academically-inclined。 [3]“平时大门也总是敞着的”不宜按字面直译为 They would usually leave the door w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