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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Qian’s Essay: Old Black Joe and Other Songs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萧乾《从《老黑奴》说起》

从《老黑奴》说起[1] ◎ 萧乾 1985年5月,我去武汉参加“黄鹤楼笔会”那次,东道主湖北省文联曾邀请来自各地的作家们乘豪华的长江客轮,畅游三峡。我曾在秋天去过三峡。春日的三峡风光明媚,更加清丽可人。[2]同船的还有个外国旅游团,是由抗战时在滇缅前线同我们并肩作战过的美国名将史迪威的女儿南西率领的。船航到神女峰脚下时,我们正在甲板上举行着一次联欢会[3]。他们鼓掌一定要我们也出个节目。为了表示友好,我们几个就凑在一起(记得有宗璞、艾芜、邹荻帆、绿原和黄裳)用英语唱了一首《老黑奴》。唱得当然十分蹩脚[4]:声音既不洪亮,肯定还常走调。这是一支十分凄凉的歌曲,黑人厌倦了尘世,听到已死去的亲人的呼唤,渴望奔向另一世界[5]。所以在叠句歌里就反复唱着:我来啦,我来啦。 这样充满悲哀情调的歌,与当时甲板上的欢乐气氛,实在很不谐调。可是唱完之后,居然博得了美国旅伴们一阵热烈的掌声。我们这些平素伏案爬格子的[6]对自己这一番反串,倒也颇有些飘飘然。我们得意的不一定是因为那掌声,而是对自己感到既愉快又吃惊:这么多年,竟然还没把它忘掉! 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都同出自19世纪中叶美国作曲家斯蒂芬·福斯特之手。他出生于1826年,一共只活了短短的38年。南北战争[7]打响两年后(1864),他就去世了。可惜我没读过他的传记,他肯定十分同情黑人并为他们抱不平的[8]。我熟悉好几首他编的描述黑人生活的歌曲,像《双亲在家园》(1851)。我还有幸在伦敦的一次音乐会上,听过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唱过《老人河》。那次,他还唱了咱们的《游击队之歌》。 很奇怪,河的形象时常在黑人的歌曲中出现。像“远远地在斯旺尼河上”。也许他们在美国南方那一望无际的旱地上干活,受着白人的虐待,心里渴望有一片水。 天堂也经常在黑人歌曲中出现。处于绝境的人们就是靠这种幻想来解脱一些痛苦。 福斯特也有些歌写得轻快。像他的《苏珊娜》(1848)就描绘出一个歪戴宽沿草帽[9],无忧无虑的牛仔在追求着他心爱的姑娘。他在歌中除了抒发黑人在奴役中的痛苦之外,也亲切地描绘了他们的生活。像《我的肯塔基故乡》就富于泥土气息,真切生动地唱出了美国南方黑人的生活情景:“玉米穗成熟。牧场遍地花怒放;小鸟终日歌唱好悠扬,娃娃滚戏小农舍地板上。”不过歌曲仍是在忧伤中结束的: 莫再哭泣,姑娘,今天莫再哀伤, 我们唱一支歌,为肯塔基故乡, 为那遥远的肯塔基故乡。 当然,有些流传到中国的美国歌曲描绘的不一定都是黑人的生活。我记得有一支曲子是写铁路建筑工人的。这里也可以看到19世纪美国向西部开发时的艰苦。 同样流行于30年代的一首外国歌曲是《伏尔加船夫曲》。像咱们的四川号子一样,这里描绘的是在伏尔加河上拉纤的俄罗斯河工的苦状。他们背着纤绳,弯着腰,哎哟嗬,哎哟嗬地吆喝着,呻吟着。一把又一把地捯着,吃力地向前踏步[10]。 这些外国歌曲那时在中国那么风行,当然是因为它们歌词朴素,曲调又琅琅上口,但我认为这还不是主要的。这里既包含着中国人民对于美国黑奴以及伏尔加河纤工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抒发了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怨艾。当时的中国,也是喘息在列强的重压之下。北京东交民巷的围墙上还有对着市民的黑洞洞的炮眼[11],上海马路还有红头阿三[12]在巡逻。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戏剧史上最早上演的外国话剧是《黑奴吁天录》(如今改译为《汤姆叔叔的小木屋》)。 歌曲的流行,往往是由于引起共鸣。 萧乾(1910—1999)原名萧炳乾,著名老报人、作家、翻译家。所著《从〈老黑奴〉说起》一文原载1992年4月6日《羊城晚报》。 [1]题目《从〈老黑奴〉说起》,斟酌文章内容,译为Old Black Joe and Other Songs,简明利落,比直译A Chat Beginning with Old Black Joe可取。 [2]“我曾在秋天去过三峡。春日的三峡风光明媚,更加清丽可人”,两句内容紧密连贯,最好合并起来译为一句:Having previously visited the autumn scene of the Three Gorges, I now found it even more picturesque and enchanting in spring,其中Having previously visited the autumn scene of 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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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 Qian’s Essay: About Hong Ko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萧乾《说起香港》

说起香港 ◎ 萧乾 除非是研究近代史的,很少人会知道中俄战争后,从本世纪初英国即与日本结为同盟。这一特殊关系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一年的“珍珠港事变”。这期间,英国老百姓自然始终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我先是在“七七事变”头一年就有所察觉。当时上海还有租界,而大公报馆无论在津、沪、港,都始终位于洋人管辖的地方。事变前的一年——一九三六年,《大公报》就由于我发表的陈白尘一个剧本中多处提到“×洋人”(“×”是编者打的)而三次被英、日控制的工部局[1]传到法院,最终还是由于事先打了叉叉而没坐牢。 三八年至三九年间,我在香港《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时,因所登的稿件而与英国新闻审查官起冲突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说是“冲突”,其实,他是主子[2]。在送审的校样上他随便打个红叉,我就只好抽掉。可临时补稿不方便[3],我就索性让版面“开天窗”,空白着。如果翻阅那一时期的香港《大公报》,天窗是不少的。有一回审查官甚至把半个版面全给枪毙了[4]。 为什么?因为中日虽在开战,英、日仍在结盟。香港殖民当局不许在它管辖的地方对日军的在华暴行进行抗议。统治者说了算,没什么道理可讲![5] 三九年秋,我应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邀,赴英教书。坐的是法国轮船。行至西贡,轮船被征调。其他国家的客人均可自觅旅馆,惟独几十名中国旅客,被押往集中营。幸而我在途中托人给当地总领事(我的燕京同学)送去一名片,才又改为软禁。 经过多方周折,我于十月最终来到英国港口福克斯通办理登陆手续时,官员发给我的竟是一纸“敌性外侨”的入境证。我向主管人质问,回答得简单:中、日在交战,而英、日是同盟国,因此,只能那样定性[6]。 这黑锅我一直背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一天之内,我又成为“伟大盟友”了。英、日缔结的盟约,随着太平洋上的烽火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 对香港本身,我当然有许多美好的记忆。我在那岛上恋爱过,在浅水滩柔软的沙滩上翻滚过,我曾多次登山看夜景,尤其八六年至八七年我还以访问学人身份在沙田中文大学(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有过一段难忘的勾留。也正因为如此,我对香港的回归祖国,倍感欣悦。 萧乾(1910—1999),北京人,著名老报人、作家、翻译家,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先后主编过天津、上海、香港等地《大公报》文艺副刊。所著《说起香港》乃一篇香港回归祖国感言,历数作者在英、日长期结盟的年代身受英国政府种种刁难与歧视。 [1]“工部局”即the Municip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被英、日控制的工部局”应译为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under British and Japanese control。 [2]“其实,他是主子”译为or rather with my masters,其中or rather(或rather)作“更确切地说”解。 [3]“可临时补稿不方便”意即“因临时更换稿子有困难”,可译为being hard pressed to find a replacement,其中to be hard pressed to …(或for …)作“缺少”、“找不到”解。 [4]“有一回审查官甚至把半个版面全给枪毙了”译为Once the British censor even had half a page killed,其中用to kill表达“删除”、“不予刊用”等,是国外新闻出版界常用口语,现与原文中的“枪毙”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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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 Xunmei’s Essay: My Private Library(Excerp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邵洵美《我的书斋生活》

我的书斋生活[1](节录) ◎ 邵洵美 你们简直可以说,洵美是生活在书斋里的[2]:会客室里是书,卧房里是书,楼梯边上也是书,连三层楼上的洗澡间里也是书。所以一定要我指出哪一间是书斋,那可不容易。也许在我卧房隔壁的一间最像,中间有只书桌,可是书桌上又堆满了书,没有地方摆稿纸,也没有地方摆砚台,我又不会用钢笔写文章[3]。用钢笔写,我总嫌太滑,太快;它几乎不容你思想。我喜欢毛笔,它总伴着你,有时也许比你快一步,可是你总追得到。这个小房间里还有两只安乐椅;一个书架,里面是我最心爱的书籍,不肯借人的。墙上只有一张水仙画,浅淡的笔姿给你一种清高的空气;偶然在看书的时候想到自己不久要穷得不成个样子,它就会显示你一个最伟大的希望,所以有几个晚上,我简直就呆对着这张画。 这个小房间,长不满十五尺,宽不满十尺,关于现代诗的书籍,我都放在里面:书架里放不下,便放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便堆在椅子里;椅子里放不下,便叠在地上。理由是我从不整理我的书籍,买到了新书就随便放,看过了又随便丢[4];假使为了写一篇文章,需要参考时,每每费半个一个钟头去寻觅。 通常一个人有了这许多放书的房间,他便总会为它们取许多雅致的名字:什么室,什么斋,什么楼之类。一半当然为了借这个机会可以写些大字,叫一做匾的人刻好了挂起来;一半也是为自己或是家人找书的时候容易辨别[5]。我却懒得花这种心思[6],所以像上面所说的那个房间,我们便叫作“楼上书房”。楼下的叫作“楼下书房”;三层楼的叫作“三层楼书房”。 我平时读书写文章,都在夜间,所以坐在“楼上书房”的机会多,因为它最近我的卧室,倦了,跨几步便到床上。但是当我准备要全夜写文章的时候,便只能待在“楼下书房”了。那时候两个大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咳嗽,刮洋火,便不会闹醒人家;天亮了,自己炖杯牛奶,或是走到对面弄堂里买些油豆腐,谁都不会觉得讨厌。白天总是不在家的时候多,一回家便得寻了书读;书拿到手,电话又来了。朋友又喜欢要我写文章,因为我最明白编辑的痛苦,要二三千字我总肯为他赶写[7]。 我是无论如何脱离不了我的书斋的了。但是除非在我读书或是写文章到了出神的时候,我总会感觉到这几间书斋没有一间是舒服的。我理想的书斋是一个极大的房间,里面要能容下二十个书架,冬天有热书汀;夏天有冷气。我希望有一只最大的书桌,上面可以尽我把书籍纸张乱堆,中间还可以留一些地方安置笔砚稿纸之类。这个当然是我的奢望:我既没有财力去得到那样大的书斋,我也没有才力去写出什么大文章来,不过希望也是一种安慰,同时还是一种鼓励。 但是,无论如何,我白天是写不出文章的。“楼上书房”的光线太大,多呆了会头痛,用了太厚的窗帏又会闷气。“楼下书房”事实上又是会客间[8],我的客人又多,文章写到一半,来了几个朋友,反而大家不舒服。我写文章还有一个坏习惯,和吃饭一样不能停,一停了就吃不下。有一次写一篇关于现代诗的文章,中间来了一个朋友,到现在还没有把它续完。所以假使有什么副刊编辑要我写那种分期登载的长篇小说[9],他一定会受累。但是夜里写文章,一忽便会天亮;一天不睡,三天都不能使精神恢复,我于是时常头痛。去找医生,他们总是皱紧了眉头叹口气。“三层楼书房”现在已放了一个床,我的表弟睡在里面,所以我除了寻书便不常去了。 事实上,我已不应当对我的书斋发什么牢骚,虽然不大,可是究竟容得下我。况且它们也不算对不起我[10],自从去年秋天搬到此地,真名假名的文章,将近十五万字了。 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化界名人,为人热情豪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诗人、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出版家。1968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后虽彻底平反,其名字和作品当今仍知者寥寥。所著《我的书斋生活》一文原载1935年6月20日《时代图书半月刊》第8卷第1期,现欣然将其译成英语(略有删节),以志缅怀。译者1945年住在上海,大学刚毕业,由同学介绍而认识邵先生,结为忘年之交,1946年夏出国前,曾多次随许国璋等两三位同龄人到淮海中路邵府作客,应是邵府丰富藏书的见证人。 [1]题目“我的书斋生活”可译为My Study或My Private Library,后者除“我的书斋”外,也可指“我的藏书”。 [2]“你们简直可以说,洵美是生活在书斋里的”可按“你们不妨把我称之为书呆子”译为You may as well call me a bookworm,其中may as well是成语,作“不妨”、“还不如”等解。又“生活在书斋里的”可用a bookworm表达,因英语bookworm也指:“在书斋埋头学习的人”。 [3]“我又不会用钢笔写文章”应按“砚台是我必需的,因我写文章只用毛笔,不会用钢笔”之意译为The inkstone is indispensable to me because I always use a writing brush instead of a pen in doing my writing。 [4]“买到了新书就随便放,看过了又随便丢”译为I lay aside casually new acquisitions as well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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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Zhecun’s Essay: Three Fables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施蛰存《寓言三则》

寓言三则 ◎ 施蛰存 稻草人和饿了的刺猬 瓜、豆和茄子种满着的园里[1],矗立着一个人。 第一夜,小心的刺猬们都从它们的土穴里探出来找寻食物。四面窥望,瓜、豆和茄子,是丰盛的筵席。但是,在茄子畦边,站着一个守夜的人。被人的威严慑伏了,恍惚耳朵里听见了叱骂声,它们忍耐着饥饿退缩进它低窄而潮湿的地下室去。 第二夜,腹中雷鸣着的刺猬们再偷偷地出来。瓜、豆和茄子,越发丰肥得可口了,它们都流着口涎。肚子里越响了。但是守夜人还在着。它们互相推挽着,想悄悄地走向距离最近的那个瓜棚。忽然吹起了一阵风,那个守夜人,在手里挥动着蒲扇向前走来。各自身上打了一个寒噤,它们全都逃避了回去。 第三夜,全体的刺猬都瘦了。饥饿使它们在地下室里开会。 甲说:与其饿,不如死。[2] 乙说:与其饿,不如死。 丙说:与其饿,不如死。 这个会就是这样地决议了。它们全体出发,怀了必死的心。在朦胧的月光下,守夜人还装着威严矗立着手里挥动着扇子,这依旧使它们退缩在土穴的门口。 “与其饿,不如死。”一个奇怪的声音在它们每个刚毛的耳朵里突然响亮着。 “去呀!” 在每个刺猬的胃里装满了瓜、豆和茄子的时候[3],稻草的守夜人是显得更无用了。 在地下室里,刺猬们开着庆祝会。 甲说:不要怕无用的威权。 乙说:胜利是属于饿夫的。 丙说:饿夫是不会死的。不啊!永远存在的。 于是,全体欢呼了。 寒暑计 壁上挂着寒暑计。天冷了,里面的水银下降;暖了,它上升。没有差错。 人说它是一个好的寒暑计。 一天,它怀疑了它的生活:“我为什么要随着气候行动呢。我愿意向上,就向上;我愿意向下,就向下。甚至我愿意休息,休息就得了。我似乎应当尊重自己的趣味。[4]” 它决定了这样的自己尊重,不再留意着外面的空气了。 它在壁上自由行动。[5] 于是人说它是一个废物,把它摔在地上了。 风·火·煤·山 山脚下,住着一个铁匠。他天天生旺了铁炉工作着。 有一天早晨,小学生张和赵上学去,走过铁匠的家。他正在用风箱扇旺炉里的火。炽红的火焰都从煤块底下[6]猛力地透上来。 张的小脑袋里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拉这个风箱?”他问。 赵说:“你笨,不扇风,火怎么会旺?” 于是他们争执着一个问题:风和火谁的能为大?没有风,火不会旺,没有火,风便吹了个空。 他们解决不了,要铁匠下一个判断。 “要是炉子里的煤不燃着火,风也没用,火也没用。所以这是煤的能为大。可是那边的山如果不几百年几千年的把那些树干兽骨重重地压在地下,我们也一辈子不会有这炉子里的煤。所以,你们去想,谁的能为大。” 这两个孩子就是这样学会了这个故事。他们微笑着上路,望着那个蠢笨的山。 “你的能为大。你再压出几千吨煤块来,让我们燃烧,让我们用风吹。”张说。 “让我们看再美丽的火花。”赵说。 《寓言三则》是施蛰存先生写于1928年的一篇短文。   [1]“瓜、豆和茄子种满着的园里”译为In a vegetable garden thickly planted with melons, beans and eggplants,其中用 thickly planted with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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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Zhecun’s Essay: American Men and Wome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施蛰存《美国的男女》

美国的男女 ◎ 施蛰存 近来,各种报纸上都有读者来信,一部分是反映社会情况,更多的是生活上有疑难问题,写信给报社,要求解答。我很喜欢看这些通信,从这里可以了解各色市民[1]的生活和思想情况。 外国报纸也有这种通信,有些报纸还特辟专栏,由专人负责答复。美国有一位署名安澜德(Ann Landers)的女记者,为八百多种报刊答复读者来信[2],就称为“安澜德专栏”。这个专栏极受读者欢迎,每天至少有三千万人拿到报纸就看这个专栏。 安澜德通信已出了好几个单行本,都畅销一时[3]。前几年,老友钱歌川从美国寄给我两本《人间信箱》,这是他选译的安澜德通信,供中国人学习英语用的。因为这些通信所用的英语,都是流行的成语俗字,有许多字还没有编入字典,可以说是最新最活的英语。 两本《人间信箱》,选译了二百封来信和答复。几乎有百分之八十是青年男女写给安澜德的信,要求她解答各种婚姻问题、恋爱问题或处世问题。他们的问题,跟中国青年的问题完全不同,有许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现在举两件突出的事例[4]给读者,以广见闻,以资谈助,或者还可以资警惕。 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在二十岁的时候,看见女朋友都结婚了,她怕做老小姐[5],急急忙忙嫁了一个认识才两个月的男人。十一个月之后,他们有了孩子,于是开始了吵架[6]。丈夫建议和另外一对夫妇交换行乐,她同意了。于是两夫妻加入了一个俱乐部,和别的几对夫妇交换睡觉。最后,丈夫建议要她和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对调,可是她不喜欢那个男子,于是写信给安澜德,问她该怎么办。 一个女人,和一个没有钱的男子结婚,她做工赚钱来供给丈夫读大学[7]。现在,结婚已十八年,有了三个孩子。丈夫有钱了,她为了主持家务,不出去工作了。可是她出去理发一次,丈夫就三天不和她说话,理由是:她没有工作,所以没有任何权利。她写信给安澜德,问:“作为一个没有工作的妻子和母亲,我有什么权利呢?” 以上是摘录了两件关于男女关系的读者来信,安澜德都作了答复,指导他们应如何处理。不过有时安澜德无法从正面回答,只好说几句俏皮话、幽默话,却又引起读者更多的来信。 美国青年对于恋爱与结婚的态度,极不严肃[8]。有一封读者来信报道的一个信息:有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作语文练习,老师命题的要求是解释什么叫“单调”。小学生写道:“在美国,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个妻子[9],这就叫单调。” 施蛰存(1905—2003),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生于杭州,长于苏州,辛亥革命后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1922年考进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入上海大学,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晚年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美国的男女》是他写于1987年的一篇杂文。 [1]“各色市民”可按“各类人”译为people of all descriptions或people of every description,people of all kinds,people of every sort and kind等等。 [2]“答复读者来信”本可译为was once put in charge of answering letters from readers,现译was once put in charge of such correspondence,取其简练,其中correspondence作“互通信件”解。 [3]“畅销一时”按“销售得很快”译为selling like hot cakes,为成语,意同selling well。 [4]“突出的事例”本可译为salient examples,现按“引人注目的事例”译为striking examples或striking cases。 [5]“老小姐”可译为old maid或spi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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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Yaomian’s Essay: Random Thoughts(Excerpt)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黄药眠《杂感集(节录)》

杂感集(节录) ◎ 黄药眠 拂晓前的灯光,尽管明亮,但怎能同刚出来的磅礴的晨曦争胜呢[1]? 金刚石虽然能发出闪灼的亮光,可是没有热。 爱夸耀过去成绩的人[2],大概对于未来已没有多大的兴趣了吧! 燃烧着的木柴是决不懊悔它自己之成为灰烬的。 更多的事前考虑,就可以有更少的事后追悔。 让偏见守着心灵,那么真理的声音就难于流进他的耳朵里了。 谦虚的工作者常易取得热情的支持,浮夸的工作者则常受到冷淡的对待。 陀螺尽管转得勤,但就是没有前进! 你出生入死得来的荣誉,也许会在衣香鬓影的欢乐的华筵中欢笑掉[3]。 欢笑掉的东西,难道能用眼泪哭得回来么? 宁可预告少而贡献多,切勿先作许多诺言,而最后只能拿出半杯凉水。 你单纯,因为你除了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奋斗终身以外,便没有任何别的要求和欲望[4]。你复杂,因为你对于敌人的阴谋诡计、威胁恫吓、利诱和美人计,都能一一予以识破,加以反击,获得胜利。 逃跑必然会引起追击,让子弹从背后射进去是可耻的。 嫉妒别人的才能,也许正好说明自己的无能。 面盆里泛起一些涟漪,我们觉得不值一提,但在蚂蚁看来,那简直像是汪洋大海轩然大波了。 时间到哪里去了呢?有些人的时间是遗失在拈花弄草的游戏[5]中,有些人是遗失在消散的闲谈和香烟的迷雾中。这些人不知道浪费时间,就等于浪费生命。 有些人,我认识他很久,但始终陌生[6];有些人,我同他很熟,但始终没有成为朋友;有些人,我同他做了很久的朋友,但后来才发现彼此还没有真正的认识。 不过有些人,我同他才第一次见面,一下子就认出他是同志[7]。 蜈蚣蛇蝎是毒虫,但用得其当不也能以毒攻毒地治病么? 钉子如果没有锤子在后面不断督促[8],钉子就钉不进墙里去。 不成熟的东西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因为它虽幼稚,但包含有未来。 在交响乐队里工作的人们,绝不会因为轮到别人在弹奏而感到自己受到冷遇[9]。 因为交响乐团是一个整体。 无私的人,总希望从自己手里能给人们散布出更多的幸福。 老头儿不要靠过去的老本[10],青年人也不要去预支未来的幸福。 你老去计较从人民那里获得了多少东西,你为什么不计算一下,你欠了人民多少东西? 我不愿做清浅平静的湖水,自我欣赏其清洁。我宁愿跟着洪流,夹着泥沙、石块,滚滚东流,而归于海。 不要光看到挺拔遒劲的松树的枝杈,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插入泥土深处的根系啊! 拉着牛尾巴不能使它向后退,揪着牛耳朵也不能使它向前进。 牵牛就得牵在牛鼻子上。 黄药眠(1903—1987),作家、教授、文艺评论家,原名黄访、黄恍,广东梅县人。解放前从事教师、编辑、记者等工作,出版有小说、诗歌、散文等专集。解放后任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职,著有多种散文集。他写的《杂感集》是一组格言式的杂文,三言两语,寓意深刻,发人深思。 [1]“但怎能同刚出来的磅礴的晨曦争胜呢”是反问句,又称修辞性问句(rhetorical question),其作用是加强语气,英译时可改用肯定句表达:… can never outshine the majestic rising sun,其中“争胜”也可用outdo,compare with等表达,但均不如outshine可取,因它除了表示“胜过”,还同时表示“比……更亮”。 [2]“爱夸耀过去成绩的人”译为He who is given to bragging about his past achievements,其中is given to的意思是“爱好……”、“有……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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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Shiqiu’s Essay: A Little Chat about English Gramma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梁实秋《略谈英文文法》

略谈英文文法[1] ◎ 梁实秋 三百多年前,英国没有讲英文文法的书[2]。英文没有文法么?英国人说话不根据文法么?不。话不是这样说[3]。任何文字当然有它一套组成的法则。大家说话,当然要根据一套公认的法则,否则大家随便乱讲,彼此无从互相了解了。不过,我们要知道,所谓文法也者,不是任谁武断订定的,乃是由公认的语言习惯中归纳出来的一个系统。先有语言,后有文字,然后再有文法书。三百多年前的时候,英国有一些学者开始感觉到有撰写文法书的需要,于是以拉丁文的文法为蓝本,利用拉丁文法上的各种专门术语,编写英文文法书。莎士比亚的时代,英国人尚没有研读英文文法的。如果他们研读文法,研读的是拉丁文法。那时候英国的中学叫做“文法学校”,那文法是拉丁文法,不是英文文法,那时候尚无英文文法这样一个名词。大体讲来,英文本是一种北方的语言,硬用拉丁文法去分析英文,其结果当然不免要有一些牵强,更随时要遇到例外。 语言是活的,随时在变,字义以及句法等等都在变。我们现代所认为不合文法的词句,往往正是二三百年前大家通用的英文。不用说两三百年,三五十年间就可能有显著的变化。所以“标准的英文”是很难讲的。每一时代有其不同的标准,拿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文法书来衡量现代的英文,实在是自寻烦恼的事[4]。 国人学习英文,喜欢从文法下手,以为一旦文法通晓,英文即可豁然贯通。这当然不是没有理由。不过这是一个旧法子,较新的法子是不从死板的抽象的文法理论下手,而去直接的去学习那活的语言方式。我们儿时学语,何尝理会什么文法,一年半载的工夫我们就会说话了。学习外国语,当然比较难得多,但是道理还是一样[5]。合理的学习语言的方法,那是自然的学习方法。 这一点粗浅的道理,谁都晓得。所以我们的课程标准明白规定不许学校单独讲授文法[6]。可是事实上,我知道许多学校依然是在讲解文法,学生们依然是在钻研文法。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家都不免有一点惰性,不易接纳新的观点,同时也是因为平时我们没有把英文教好学好,急来抱佛脚,以为研读文法是学习英文的捷径。 文法不是不可以讲[7]。句子的构造法最关重要。例如说,“我有一本书”,这在中文英文没有什么分别,用不着特别致力的去学习。“你住在哪里?”这句话中英文就不一样了。这就需要反复练习,以养成语言习惯。中文语法和英文语法究竟有多少不同处,需要彻底研究,以这研究的结果来做英语教学的准则,是最合理的学习英文的方法。死记文法规则,“形容词分几种”,“子句有几种”……是事倍而功半的。 梁实秋所著《略谈英文文法》一文,言简意赅,老马识途,指出死抠语法书是国人英语学习的一大通病,具参考价值。 [1]“略谈英文文法”译为A Little Chat about English Grammar,A Brief Chat on English Grammar或A Few Words about English Grammar皆可。 [2]“讲英文文法的书”即“英语语法书”,译为English grammars,其中grammars作“语法书”(books describing grammar rules或grammar books)解,为可数名词。 [3]“不。话不是这样说”不宜按字面直译,现按“不,情况不是这样”译为No, that was not the case。 [4]“实在是自寻烦恼的事”可按“实在是无事自扰”、“实在是瞎忙”之意译为It will really be much ado about nothing或It will really be much fuss over nothing等。 [5]“但是道理还是一样”译为But the same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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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Shiqiu’s Essay: Cultivating Good Habits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梁实秋《养成好习惯》

养成好习惯 ◎ 梁实秋 人的天性大致是差不多的,但是在习惯方面却各有不同,习惯是慢慢养成的,在幼小的时候最容易养成,一旦养成之后,要想改变过来却还不很容易。 例如说:清晨早起是一个好习惯,这也要从小时候养成,很多人从小就贪睡懒觉[1],一遇假日便要睡到日上三竿还高卧不起[2],平时也是不肯早起,往往蓬首垢面[3]的就往学校跑,结果还是迟到,这样的人长大了之后也常是不知振作[4],多半不能有什么成就。祖逖闻鸡起舞,那才是志士[5]奋励的榜样。 我们中国人最重礼,因为礼是行为的规范。礼要从家庭里做起,姑举一例:为子弟者“出必告,反必面”[6],这一点点对长辈的起码的礼[7],我们是否已经每日做到了呢?我看见有些个孩子们早晨起来对父母视若无睹,晚上回到家来如入无人之境,遇到长辈常常横眉冷目,不屑搭讪。这样的跋扈乖戾之气如果不早早地纠正过来,将来长大到社会服务,必将处处引起摩擦不受欢迎[8]。我们不仅对长辈要恭敬有礼,对任何人都应该维持相当的礼貌。 大声讲话,扰及他人的宁静,是一种不好的习惯。[9]我们试自检讨一番,在别人读书工作的时候是否有过喧哗的行为?我们要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维持公共的秩序,顾虑他人的利益,不可放纵自己,在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要知道依次排队,不可争先恐后地去乱挤。 时间即是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一分一秒地在消耗着,我们平常不大觉得,细想起来实在值得警惕。我们每天有许多的零碎时间于不知不觉中浪费掉了,我们若能养成一种利用闲暇的习惯,一遇空闲,无论其为多么短暂,都利用其做一点有益身心之事,则积少成多终必有成。常听人讲起“消遣”二字[10],最是要不得,好像是时间太多无法打发的样子,其实人生短促极了,哪里会有多余的时间待人“消遣”?陆放翁有句云:“待饭未来还读书[11]。”我知道有人就经常利用这“待饭未来”的时间读了不少的大书。古人所谓“三上之功”,枕上、马上、厕上,虽不足为训[12],其用意是在劝人不要浪费光阴。 吃苦耐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标志。古圣先贤总是教训我们要能过得俭朴的生活,一个有志的人应能耐得清寒[13]。恶衣恶食,不足为耻,丰衣足食,不足为荣,这在个人之修养上是应有的认识。罗马帝国盛时的一位皇帝,Marcus Aurelius,他从小就摒绝一切享受,从来不参观那当时风靡全国的赛车比武之类的娱乐,终其身成为一位严肃的苦修的哲学家,而且也建立了不朽的事功。这是很值得令人钦佩的。我们中国是一个穷的国家,所以我们更应该体念艰难[14],弃绝一切奢侈,尤其是从外国来的奢侈。从小就养成俭朴的习惯,更要知道物力维艰,竹头木屑,皆宜爱惜。 以上数端不过是偶然拈来,好的习惯千头万绪,“勿以善小而不为”。习惯养成之后,便毫无勉强,临事心平气和,顺理成章。充满良好习惯的生活,才是合于“自然”的生活。 梁实秋(1902—1987)所著散文《养成好习惯》的内容归根结底是向国人宣讲为人之道,是青少年值得一读的品德修养篇。 [1]“很多人从小就贪睡懒觉”译为Many people, however, have been in the habit of sleeping late ever since they were kids,其中sleeping late的意思是“(早上)起床晚”,不是“(晚上)上床晚”,是英语习惯用法。 [2]“一遇假日便要睡到日上三竿还要高卧不起”不宜照字面死译为They won’t get up till the sun is three poles high on holidays,译为They won’t get up till late morning on holidays即可。 [3]“蓬首垢面”不必逐字直译,现按“不洗脸”或“不盥洗”译为without washing up或without washing their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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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 Shiqiu’s Essay: The Camel–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梁实秋《骆驼》

骆驼 ◎ 梁实秋 台北没有什么好去处。我从前常喜欢到动物园走动走动,其中两个地方对我有诱惑。一个是一家茶馆,有高屋建瓴之势,凭窗远眺,一片油绿的田畴,小川蜿蜒其间,颇可使人目旷神怡。另一值得看的便是那一双骆驼了。[1] 有人喜欢看猴子[2],看那些乖巧伶俐的动物,略具人形,而生活究竟简陋,于是令人不由的生出优越之感,掏一把花生米掷进去。有人喜欢看狮子跳火圈,狗作算术[3],老虎翻筋斗,觉得有趣。我之看骆驼则是另外一种心情,骆驼扮演的是悲剧的角色。它的槛外是冷清清的,没有游人围绕,所谓槛也只是一根杉木横着拦在门口。地上是烂糟糟的泥。它卧在那里,老远一看,真像是大块的毛姜。逼近一看,可真吓人!一块块的毛都在脱落,斑驳的皮肤上隐隐的露着血迹。嘴张着,下巴垂着,有上气无下气的在喘。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好像是眼泪扑簌的盼望着能见亲族一面似的。腰间的肋骨历历可数,颈子又细又长,尾巴像是一条破扫帚。驼峰只剩下了干皮,像是一只麻袋搭在背上。骆驼为什么落到这悲惨地步呢?难道“沙漠之舟”的雄姿即不过如是么? 我心目中的骆驼不是这样的。儿时在家乡,一听见大铜铃玎玎珰珰就知道送煤的骆驼队来了,往往夺门出视。一根细绳穿系着好几只骆驼,有时是十只八只的,一顺的立在路边。满脸煤污的煤商一声吆喝,骆驼便乖乖的跪下来给人卸货,嘴角往往流着白沫,口里不住地嚼——反刍[4]。有时还跟着一只小骆驼,几乎用跑步在后面追随着。面对着这样庞大而温驯的驮兽,我们不能不惊异的欣赏。 是亚热带的气候不适于骆驼居住。非洲北部的国家有骆驼兵团,在沙漠中驰骋,以骁勇善战著名,不过那骆驼是单峰骆驼,不是我们所说的双峰骆驼。动物园的那一双骆驼不久就不见了,标本室也没有空间容纳它们。我从此也不大常去动物园了。我常想:公文书里罢黜一个人的时候常用“人地不宜”四字,总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下台的借口。[5]这骆驼之黯然消逝,也许就是类似“人地不宜”之故罢?生长在北方大地之上的巨兽,如何能局促在这样的小小圈子里,如何能耐得住这炎热的郁蒸?它们当然要憔悴,要悒悒,要委顿以死。我想它们看着身上的毛一块块脱落,真的要变成为“有板无毛”的状态,心里多么凄凉!真不知是什么人恶作剧,把它们运到此间,使得它们尝受这一段酸辛,使得我们也感叹! 其实,骆驼不仅是在这炎蒸之地难以生存,就是在北方大陆其命运也是在日趋于衰微。在运输事业机械化的时代,谁还肯牵着一串串的骆驼招摇过市?沙漠地带该是骆驼的用武之地了,但现在沙漠里听说也有了现代的交通工具。骆驼是驯兽,自己不复能在野外繁殖谋生。等到为人类服务的机会完全消灭的时候,我不知道它将如何繁衍下去。最悲惨的是,大家都讥笑它是兽类中最蠢的当中的一个;因为它只会消极的忍耐。给它背上驮五磅的重载,它会跪下来承受。它肯食用大多数哺乳动物所拒绝食用的荆棘苦草,它肯饮用带盐味的脏水。它奔走三天三夜可以不喝水,并不是因为它的肚子里储藏着水,是因为它在体内由于脂肪氧化而制造出水。它的驼峰据说是美味,我虽未尝过,可是想想熊掌的味道,大概也不过尔尔。像这样的动物若是从地面上消逝,可能不至于引起多少人惋惜。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世界,大家所最欢喜豢养的[6]乃是善伺人意的[7]哈巴狗,像骆驼这样的“任重而道远”的家伙,恐怕只好由它一声不响的从这世界舞台上退下去罢![8] 梁实秋(1902—1987),北京人,原籍浙江杭县(今余杭),著名现代散文家、翻译家、教育家。《骆驼》一文是他的后期散文,写于台北,文章托物遣怀,流露出久居台湾的老一代人叹老感时、怀乡思国的情怀。 [1]原文第一段共三句,本可照译为:Few places in Taipei are worth seeing. I used to visit the zoo with its two attractions for me. First, the teahouse which commanded a pleasant distant view from the window of the surrounding farmlands with lush green vegetation and meandering streams. Next, the two camels. 现译为一句,一气呵成,较顺畅紧凑: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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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Yin’s Essay: Recollections of My High School Day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庐隐《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

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 ◎ 庐隐 只要一回忆到学生时代的生活,心头便不禁有一种顽皮的跳动[1],过去的童年,也似乎复活了。 我正是十三岁的那一年秋天,考进了女子师范的一年级,在全级同学的年龄中,我是倒数第一,身材呢,偏偏也是又矮又小,当我拖着两条小辫发,跑进课堂时,同学们都惊奇地望着我,在她们的揣测中,这仅仅是个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怎么会参加她们的集团呢[2],而我就在她们的猜疑中,安然地坐在第一排的位子上了。 一个中年妇女,据说是学监曹先生,迈着那小脚放大的特有的八字步,神乎其神的走进教室,登上讲台,我们恭敬的起立,鞠躬,坐下,学监发给我们一份油印的学校规则,上面罗列着森严可怖的校规,最使我刺心的[3],是学生必须全体住堂,除星期六例假外,不许外出,即使例假外出时,也必有家长盖章的证明书才行,星期日下午五点以前一定要回学校,如果迟误,下星期就不准回家,其次[4]就是不许穿制服以外的任何衣服[5],——而制服偏偏又是那样难看,夏季的是灰色布衫,灰色山东绸的裙子,新的时候还好,洗过几次之后,颜色灰黯,活像一窝老鼠精。至于冬季的呢,那又不如夏季的了[6],青蛙色的爱国布裙衫,洗得黄不黄绿不绿,谁说不能象征癞蛤蟆的色彩呢?同时头上再梳个日本式高搭凉棚式的头,真是呜呼嘻噫,不像鼠精,也像蛙怪了。这虽然似乎是一件小事,而对于我这个还拖着两条辫发的孩子,简直等于是一种滑稽的刑罚呢[7]! 自从学监曹先生颁布校规以后,一些天真活泼的女孩,霎时间都变成了日本婆娘,——那时间日本的教育及其他,都正在中国走着极时的红运,所有的教育当局,也大半是日本留学生,所以为了贯彻他们的取法乎日本的主张,便连装饰也必使其逼似[8]。试想那样庞大笨重的凉棚头,顶在一些尚未全成人形的孩子们身上,究竟类乎不类呢?尤其在全级比较最小的我更是个要命的勾当,每逢走过整容镜前,由不得掩面急趋[9],这一副头大身小,畸形发展的尊容[10],便连自己,也无勇气看。所以仅仅是一个大棚头,和一身蛙色或鼠色的布裙衫,简直像一副全份的刑具,压迫得我无精打采,先天所有的爱美情感,都被摧毁了,因此我每个星期六回家时,必作一次欺骗的行为,那就是从学监处领得回家的通知书后,走到门房,放下包裹,先把那大棚头摧毁,仍旧拖两条发辫,这才雇车回家[11]。第二天回学校时,也是偷偷摸摸乘学监看不见的时候,逃到栉沐室,恢复了大棚头,再去交通知书。 在这个中学时期中,本来是我的黄金时代,谁知我的活泼快乐的童年,竟销灭于这如牢狱似的学校生活中,至今想来,对于当时那种专门以压迫手段的学校教育[12],犹觉不寒而栗了。 对于学校训育法,给我的印象太坏了,至于功课呢,也是不能使人满意,一味的注入[13],不管你能吸收消化与否,他们只管照着老调唱,因此我对于读书,竟视为畏途,在讲堂里总是想法消遣,不是作打油诗,俏皮先生[14],便是和同学传递纸条,以为玩笑,只要听见下课铃一响,但没命的逃了。 在这枯燥阴暗的学校生活中,我有时仍然要自寻光明,那就是偷看小说——那时候的学生,除了教科书以外,什么都不许看,小说尤其在严禁之列,如被发觉,轻则学监叫去当面训斥一顿,把小说没收,重则挂牌记大过一次,可是这也禁不断我们,仍然不断的偷看书,有时我竟躲在讲堂最后一排的椅子上,把小说藏在国文讲义下面,趁先生讲的唾沫乱溅的时候,我已一页一页的偷看下去,有时看到小说中情节太滑稽的部分,我竟忘其所以的噗哧一笑,这就惹下了大祸,先生瞪起铜铃般的眼睛,恶狠狠地叫我到前排来,我连忙把小说往屉子里一塞,垂头丧气的坐到前排位子上,但是心里更急切要想晓得那故事的下文,于是我的精神贯注于那小说的想象中,虽是木然静坐,心早不知飞越到第几世界去了。 有一次,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借到林译小说的全部,这使我发狂的想看,于是就想了个绝妙的方法,跑到学监处,皱紧眉头假称肚子疼,学监叫我到寝室去睡,——平时寝室的门是锁了的,除非生病不到打睡觉铃时,不准到寝室去,——我这时暗暗地高兴,拿着锁打开寝室的门,放下帐子,拿上两三本小说,睡在床上,大看而特看,到吃饭的时候,学监只派校役,送一些稀饭和咸菜给我,这使我有苦说不出,无可奈何,只好把这稀饭咸菜姑且疗饥吧。我这样装病过三四次,是后一次这个秘密被学监发觉了,以欺骗和违法的罪名,记了我一大过。 …… 一年复一年的我们这样生活着,混过四年毕业书骗到手,我的中学生活也就告了结束。 《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的作者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是“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早期与冰心齐名。本文在英译时有所删节。 [1]“一种顽皮的跳动”可按“一种激烈的跳动”译为will throb hard。 [2]“怎么会参加他们的集团呢”译为how … could have become one of their clique,其中以clique代替group,是为了表达“排除异己”的内涵。 [3]“最使我刺心的”意即“最使我厌恶的”,译为the most detestable。 [4]“其次”可按“还有”、“除……之外”之意译为on top of …和in addition to …等。 [5]“任何衣服”应指“任何外衣”,故译为outer garment,未译为clothes。 [6]“至于冬季的呢,那又不如夏季的了”可按“冬季的制服比夏季的制服更糟糕”之意译为The winter uniform … was even lousier,其中lousy作“蹩脚”、“劣等”解。 [7]“简直等于是一种滑稽的刑罚呢”译为it was as good as a ludicrous form of punishment,其中a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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